2014年索契冬奥会，吴炜担任临时仲裁庭仲裁员，是当时9位仲裁员中的唯一中国籍仲裁员。

　　三年前，国际体育仲裁院听证中心缘何落“沪”，三年来，上海听证中心对中国体育法制化进程所起的积极意义何在？今天，吴炜将他的经验和观点，细细道来。

　　中国律师鼓与呼

　　中国体育开始意识到CAS这一“体育最高法庭”的权威性，恰源于上海的一起案件，也是吴炜同体育法结缘的开始。

　　2004年，申花与外援佩特科维奇在续约问题上产生分歧。国际足联判定申花胜诉，佩特科维奇随即上诉CAS并翻案，申花付出了高达100万美元的代价。

　　当时在CAS担任这起案件的首席仲裁员，正是吴炜进入这个行业的开始。后来，在不少中国体育法学专业研讨会中，吴炜会同不少法律人士进行相关学习和讨论。这使他产生了这一概念，“体育法在国际上是个很新的概念，而在我们国家，暂时还没有专业的法系。我们的法学院不教专门的国际体育法，体育学院不教法律，该方面的权威法律知识都是从欧美逐步引进的。遇到问题，就是跑到法院打官司，没有考虑体育的特殊性。”吴炜说。

　　“最高法庭”终落沪

　　五六年前，以吴炜为首的律师开始代表上海体育局，向瑞士申请开设上海听证中心这一分支机构。恰好2011年世游赛在上海举行，瑞士发来通知，恳请上海完成巴西游泳运动员西埃洛的兴奋剂事件听证。

　　西埃洛在国内游泳锦标赛上药检呈阳性，坚称食用了被污染的食物，但国际泳联执意对其禁赛。2天之内，CAS听证会在上海政法学院举行，最终西埃洛的裁决从禁赛改为了警告，他后来还在上海斩获男子50米蝶泳金牌。

　　吴炜指出， “这起案件被列为当年国际最著名十起兴奋剂案件之一。正是因为我们的良好表现，促成了一年后上海听证中心的落户。”当时，上海听证中心成为国际体育仲裁院在亚洲的首家替代的审理中心。

　　法制助体育发展

　　随着听证中心落“沪”，国内体育行业开始越来越多地接触并了解到体育法这一概念。如今，吴炜还担任国内多家足球俱乐部的法律顾问，并在具体案件和商业项目中为中国足协和中超联赛提供咨询意见。

　　上海听证中心迄今为止处理的3起案件，都为职业足球纠纷案件，其中两起来自中超。吴炜说，“以前，很多俱乐部不懂得如何利用好法律武器，在发生同外援的合同纠纷时，输多胜少，损失巨大。毕竟，外援越大牌、风险越大。”

　　中国体育改革之路的发展，离不开法制化进程。吴炜认为，上海听证中心的落成，对国内体育纠纷处理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我们学习到了国际经验，其次我们了解到体育产业也在走法制化进程。”

　　最近一起中超热门案件，当属青岛中能俱乐部的刘健转会案，吴炜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负责该起案件。

　　在吴炜看来，国际权威仲裁机构进入中国，起到了为中国体育走法制化道路的桥梁作用，“在体育产业改革过程中，渐渐地，政府将体育争议交由权威法律机构，对孕育发展我们自己的专业体育仲裁有积极推动作用。”

　　本报记者 陶邢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