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邦媛是我非常仰慕的老辈学人，早年曾请周梦蝶为我打听她的地址，周公给我一张便条，写着台北市丽水街……惜鱼沉雁渺。过新年了，寄贺卡亦如是。

　　然或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至2010年夏天某日驱车与复旦大学教授王宏图兄走访钱穆和林语堂故居，就在参观时，见有一银发老者行色匆匆，我从没见过齐先生，但直觉是她，就对宏图兄说：“这人好像是齐邦媛先生，我想冒昧去问一问？”他一句去吧，我便怀着忐忑之心，奔至天井执礼。果真是齐先生，她说席慕蓉开车载她游阳明山，经过此地，因从没有来过，遂请席在车内等待，自己进来一逛。

　　尔后知齐先生深居简出就不便去叨扰，直到去年中秋回香港探望董桥先生，在闲话间，董先生提及齐先生说：“早前陈逸华自台北寄来齐先生的《巨流河》，齐先生谦厚，你认识先生吗？她那辈人不多了，我们应该多看望。”

　　回台后自逸华兄处寻得地址，便去信先生。齐先生回信说：“国威先生：我如今居住桃园，地僻人稀，为求清静，身心均已不宜再作访问之谈，歉甚。寄上《巨流河》出版后的纪念集《洄澜》一册，已签名，聊表歉意。”

　　当我收到书和信，虽知先生为求清静，已久不会客，但禁不住心中激越之情，遂驱车至养生村求见。经通传，远来是客，齐先生没有拒我千里，她拄着拐杖由孙女撑扶到会室相见。

　　齐先生说《巨流河》自出版后带来很大的回响，自大陆出版后竟拿了许多奖，他们的奖状就像台湾早年的结婚证书。《巨流河》诚如齐先生说，在所有人最巨大的伤痛面前，她看到经历过，也在场，她所有的介入关怀，都是因为觉得自己对文学担负责任，希望世界变得更好，人间和平。

　　在书中齐先生对钱穆先生以九十六高龄，被政客以所居“素书楼”为违建，逼使迁出，两月后忧忿而逝一事，大鸣不平。在钱先生逝世后，我在台北市汀州路一间旧书店中，欲买钱先生的一幅书法，当时自东吴大学毕业的友人，他告诉我当年钱先生被逼迁时，有许多东西无法全部带走，因杭州南路的房子太小，就把许多书、资料等一箱一箱的叠放路边，随便别人拿去，他搬了几箱，其中一箱竟是钱先生写给其夫人胡美琦的信，后来朋友只留下二三通信作纪念，其他的都还给钱夫人。

　　钱先生早年饱经战乱忧患，流离颠沛，在香港主持新亚书院，历尽艰难，却没有击倒他。然先生从没想过，在民主升平的社会中，竟容不下他，使他忧忿而终。我每念及此，心中常为钱先生抱屈。

　　黄祖植先生是新亚书院初期的学生，更是新亚书院校徽的设计人，他写过一本《桂林街的新亚书院》记叙详尽。有一次与黄先生饮茶聊天时，他告诉我这本薄薄小书本想请新亚书院出版，但他们看了稿子后，觉得与他们所知的新亚初创迥异，故搁下。黄先生遂以“容膝斋”之名自费出版，也引起极大回响，成了了解新亚书院发展的重要文献，现常谈新亚者，多引用此书。惜因印量不多，坊间已不易觅。 

　　数年前得见1950年9月21日，钱穆先生以新亚书院八行笺自港写寄张其昀信一通四页，第一手的文献，从中可窥钱先生主持校务之荜路蓝缕：

　　“九日来书，敬奉悉承总座关怀，拨港币两千，拯其窘乏，至为感激。惟此际颠沛流离，私人穷困，义所当受，利弟所欲。政府援手者，厥为新亚书院之前途，此校由亚洲学院蜕变而来原议为兄所发起。自兄去台，弟经书琴，幼伟诸兄力挽勉膺委员，赤手空拳，历尽艰辛，已函告谅尚在记忆之中。去冬得，此间浙籍王君慨允助款本可发展，自建校舍，扩大规模，不谓王君商业突有变化，该款未能照付。此半年来，学校遂在极端窘迫中，幸诸人忍饥苦撑，未至停辍。弟万不获已，曾于月初径省一函呈总座，详陈学校之艰窘，至今未获赐复，尚盼吾兄再为从旁代为呼吁，在学校所求无多，只求暂能维持。”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