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回忆说,当时,更大一些的孩子要参加很严格的军训。男孩女孩都得参加伐木劳动,男孩是每天2立方米,女孩则是1.7立方米。李特特还曾担任战地医院护理员,给伤员们换药、喂饭,表演文艺节目。在后来的莫斯科会战中,李特特和她的伙伴们与全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战壕。她后来回忆道:“在零下40摄氏度的天气里,泥土冻得比石头还硬,血从棉手套里渗出来,后来我就干脆不戴手套,血就和泥土混在一起。”
身为毛泽东长子的毛岸英当时多次要求参战,他曾给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写信,请求从军。1942年的下半年,共产国际派纳努伊尔斯基将军到国际儿童院把毛岸英带走,他先上了一个军事学校,不久又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速成班。1944年8月到11月,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参加了苏军最大战略性进攻战役之一的白俄罗斯战役,并进抵波兰和东普鲁士边境,当时毛岸英正是第二方面军的见习生。卫国战争胜利后,斯大林接见了毛岸英,并特地赠送给他一把手枪作为纪念。
带血作战的“飞将军”
在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里,有一位赫赫有名的“飞将军”,他就是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的唐铎将军。
唐铎算得上一个传奇人物。1904年出生在湖南益阳,早年曾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参加革命,他的空军军龄要追溯到大革命时代,他曾是孙中山关怀培养下的中国军队第一批“空中骄子”。1925年,他被广东革命政府选派到苏联空军院校学习,准备日后回国组建中国自己的空军,谁知由于政局变幻,唐铎在苏联一待就是28年。
1929年8月,唐铎被分配到驻防在斯摩棱斯克的白俄罗斯军区空军第6旅第18航空大队,任中尉飞行员。1935年秋,鉴于唐铎优秀的军政素质,空6旅决定让他参加首都庆祝十月革命节的盛大阅兵式,并任命他为长机驾驶员,作为“排头兵”在100架战斗机群前面领队,飞越莫斯科红场上空,接受检阅。这是苏军历史上罕见的第一次给外籍军人这样的荣誉。
苏联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唐铎在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就读,直到1942年8月从学校毕业。获得航空机械工程师学位的唐铎被分配到利比茨克空军高级军官学校当少校教官。为了参加苏联卫国战争,唐铎多次打报告申请,但都未能获得批准。一直到1944年,战争进入尾声,唐铎才如愿以偿,担任苏军某空中射击团副团长,奔赴前线。到前线后,他先后在苏联、波兰和德国境内参加了著名的白俄罗斯战役、波罗的海沿岸战役和东普鲁士(今分属波兰和立陶宛)战役。无论是驾驶轰炸机还是强击机,唐铎每次都勇敢而又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尤其是在向东普鲁士进攻的决战阶段,唐铎和战友们冒着德军强大的防空火力,准确地将一颗颗重磅炸弹投向敌阵,成功地掩护了地面部队的攻势,为全歼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立下汗马功劳。值得一提的是,唐铎在他100多次升空激战的日日夜夜中,曾创下了一天6次放飞出击敌人的空战纪录,经常是战机上带着浓烟、烈火和弹洞归来。
由于在卫国战争中的杰出贡献,唐铎获得了最高荣誉——苏联卫国战争勋章。1953年唐铎告别苏联回国,应陈赓大将之邀,参与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建设。之后又担任辽宁大学副校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83年11月20日因突发脑溢血在沈阳逝世。
两线作战的功勋战士
2010年5月13日下午,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帕维尔·施密德夫一行,来到安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部一间素雅的高干病房内,代表俄罗斯政府向住院的安徽大学老红军杨醒夫授予“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奖章”。
1935年,18岁的杨醒夫被党组织送到苏联海参崴中国列宁学院学习。为了保密,杨醒夫随母亲姓王,改名王福。苏德战争打响时,王福已是一名少尉。他所在的太平洋舰队独立64旅参加了艰苦卓绝的莫斯科保卫战。虽然胜利完成任务,但不幸的是,他的右腿被炸伤,加之双脚又被冻伤,从野战医院转回远东治疗。经过两个月的治疗,王福又被分配回太平洋舰队,担任海司情报处一级翻译。1945年,他成了苏军阿穆尔河(黑龙江)区舰队司令部情报处情报整理科的中尉参谋兼侦察中队副队长,专门搜集日本和伪满海军实力和动向的情报。
1945年8月8日,苏军对日宣战。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强渡黑龙江,攻占哈尔滨。他受命率领侦察分队侦察日军第二江河舰艇支队。在东北境内驻扎了四个月,直到日军全部投降,才奉命返回苏联。因参加莫斯科保卫战、对德作战有功,王福被授予“战胜德国”奖章;因为参加解放东北战役、对日作战有功,王福被授予“战胜日本”奖章。在苏联人中,同时荣获这两枚奖章的人为数不多。不久后,他正式加入苏联共产党。1952年6月,他婉言谢绝苏方的热情挽留,放弃了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国,并由苏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1955年他被授予海军中校军衔。杨醒夫于2014年3月17日因病去世,享年97岁。
神秘的“多面女郎”
在卫国战争的战场上,有一位中国女性,她是苏德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唯一持有外交官护照的记者;在前线坚持时间最长的记者;中共秘密党员。她就是胡济邦。她全程经历了卫国战争。在列宁格勒保卫战和莫斯科保卫战的腥风血雨中,在扭转历史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战场上,都曾留下她娇小的身影。
1936年,25岁的胡济邦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新闻专员,兼《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战争爆发后,胡济邦一直坚守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等主战场。从1941年到1946年的五六年间,胡济邦在《中苏文化》杂志上陆续发表了许多战地报道:《列宁格勒的九百个日日夜夜》《解围前的列宁格勒》《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大会战》《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并实地拍摄了大量珍贵历史照片。皮衣皮帽的胡济邦驾驶着军用吉普车,奔驰在茫茫雪原,是她在战争期间的标志性镜头。
胡济邦的战地通迅现场感很强,1945年5月9日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当天,胡济邦在《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通讯中,抓住了这样的镜头:“在高尔基大街,一位空军英雄被十几位女学生用鲜花包围。在基洛夫大街,一位中年妇女紧紧拥抱着一位炮兵少校不放,说她有三个孩子,和他一样的年纪,穿着一样的炮兵制服,四年不见了,没有消息……”
胡济邦还是二战中唯一采访过所有同盟国外国领袖人物的记者。这些领袖人物包括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杜鲁门、张伯伦、戴高乐、铁托等等。最值得称道的是,胡济邦堪称语言天才,“跟苏联元帅斯大林在一起时说俄语,跟美国总统罗斯福、杜鲁门,英国首相张伯伦、丘吉尔在一起时说英语,跟法国总统戴高乐说法语。她还用流利的匈牙利语采访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同时她还会日语、拉丁语……”会讲多种语言的本事以及外交官的技巧,使这位神秘的“多面女郎”采访高效、深入,从而使写出的报道生动、传神。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6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