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颠簸，来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11月12日，上海沦陷。随后，日军一路向南京进攻。被关押在苏州反省院的周惠年等难友们感觉时机已到，纷纷绝食、请愿，要求上前线打日本鬼子。他们喊着“宁在前线战死，不在监狱被炸死”的口号。狱方提出只要填个“反省表”马上就可以出狱。周惠年从十几岁起就懂得忠于党，永不叛党。因此周惠年认为，一旦填上这种“反省表”就等于叛党，所以她拒绝了。反省院院长无奈之下，只得亲自带着周惠年等十几名“顽固分子”，跑到他自己的家乡东山去避难。

　　在去东山的路上，周惠年苦不堪言，背着儿子牵着女儿，还要照顾夏娘娘等几位老年妇女，致使这支逃难队伍行走缓慢。在临时队长袁超俊的带领下，大家一起坐在地上不走了，任凭院长怎么劝说也无济于事。最后，院长无奈地向大家摆摆手，说：“散了吧，你们各自回家吧。”在那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因为担心反省院院长反悔，周惠年等难友们一路狂奔。可是，年迈的夏娘娘、耿建华等走得很慢，男难友们只得背着她们跑。大冬天的，背着夏娘娘的那个难友却是挥汗如雨。周惠年拖儿带女实在不易，便由两个男难友一人一个抱起孩子，拉着惠年奔跑。跑了一段路程后，歇下来回头一看，难友们都跑散了，就剩下周惠年他们几个人。他们互相看着，竟不知该往哪里去。难友韩宝春让他们婆媳儿女四人跟他一起到浙江萧山的故乡暂避，而后再想办法联系组织联系家人。于是他们就一路颠簸赶到韩宝春家。谁知，他们刚踏进韩家的门，夏娘娘的女儿夏之栩就找来了。

　　原来，周恩来于1937年8月在南京参加完国防会议之后，就和叶剑英一起到首都反省院，保释了夏之栩等人。当夏之栩得知妈妈在苏州反省院后，随即赶到苏州反省院，却发现人去院空。夏之栩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一路打听，终于寻找到浙江韩宝春家，将夏娘娘及周惠年母子三人接到了南京八路军办事处。

　　哀痛之余，她懊悔没给文杰留个后代

　　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一向服从党组织安排的周惠年，第一次向组织提出了一个个人要求。她流着泪说：“我再也不到白区工作了，在那里，身边没有同志，太苦了！”组织上根据她的要求，将她留在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这么多年的艰辛，周惠年再一次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她畅快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

　　不久，日军逼近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分批撤往武汉，周惠年随着先她出狱、曾在上海营救过她的黄文杰一起来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这里，周惠年见到了陶铸。陶铸告诉周惠年，他曾在国民党南京军人监狱与李得钊关押在一起。李得钊病重时曾给他留下遗言：“我爱人周惠年很年轻，又带着两个孩子，很不容易，你如能出狱，请帮我照顾她。”陶铸看到周惠年一边工作一边还带着两个孩子，实在不易，就对周惠年建议，他哥哥家条件不错，可以帮助领养一个孩子。周惠年遂将女儿谭小余交给陶铸，陶铸就将谭小余带到了哥哥家。不久，周惠年又将与李得钊生下的儿子李钊交给曾在上海特科工作过的陈同生。陈同生将李钊送回四川老家交给了自己的母亲，对母亲说：“这是我的儿子。”老母亲信以为真，直到“孙子”被接走时，老太太才知道真相。

　　周惠年将这两个孩子送走之后，就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黄文杰领导下工作。黄文杰对周惠年有恩，周惠年在上海被捕时，黄文杰帮她找律师将她营救出狱。在南京，也是黄文杰力荐将周惠年留在办事处工作。周惠年对黄文杰怀有感激之情。两人相处和谐，不久便结婚了。黄文杰是广东兴宁县人，黄埔军校毕业，1925年参加革命，曾留学苏联，回国后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担任党的领导工作，历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代理书记、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南方局领导成员等职。1935年初，在国民党当局的一次大搜捕中，黄文杰与何成湘、朱镜我、阳翰笙等30余人同时被捕。

　　国民党的法庭判了黄文杰15年徒刑，转押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时，和李得钊关押在一起。1937年，八路军在南京设立办事处后，黄文杰首先被保释出狱，留在办事处负责组织工作，并营救被监禁的其他中共人员。9月末，他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接出了陶铸、曹瑛、赵希愚等人。

　　与周惠年结婚后，黄文杰身体一直不好，但他保守秘密，坚持带病工作，连细心的周惠年也没有发现。周惠年与黄文杰过的是四处奔波不稳定的日子。她随同黄文杰到湖北、湖南、广东、贵州等省市建立党组织。在广东期间，周惠年发现自己怀孕后，日夜不安。时局动荡不定，工作紧张，自己又跟着丈夫奔波各地，深感此时生儿育女不合时宜。特别是前几年她生育的两个孩子，都没有了父亲，她不愿再面对这种可能发生的残酷现实，就与黄文杰商量，做掉胎中的孩子。黄文杰理解尊重周惠年的想法，于是，将周惠年送回自己广东兴宁县老家做了堕胎手术。

　　1939年春天，黄文杰从重庆送周惠年去延安学习。两人在延安分别时，谁也没想到这是他们的永别。周惠年到了延安，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愉快，再也不必像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工作那样天天悬着心了。不久，她被送到中央马列学院学习。

　　正当周惠年浸润在延安革命大家庭的快乐之中时，不幸又一次降临到她的身上。组织上沉痛地告诉了她黄文杰病逝的噩耗。周惠年在极度悲伤的同时，懊悔自己做错了事。后来她多次对子女们说：“真不该把那个已经成形的男孩做掉，我知道文杰是不情愿的。如果不做掉，也能给文杰留个后代啊！”

　　黄文杰逝世后，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全体同志为之哀悼，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亲自送葬。为了悼念“对党无限忠诚，对人对事大公无私”的黄文杰，《群众》杂志出版专刊，《新华日报》还发表了叶剑英撰写的《悼黄文杰同志的死》一文，文章称赞黄文杰“是我们党的骆驼”。

　　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后，周惠年被调到中央社会部，在她的老领导李克农等手下工作。在延安，她认识了师哲。师哲（当时叫师习德）是陕西韩城人。师哲在延安担任任弼时的政治秘书，但大多数时间是给毛泽东做俄语翻译。不久，师哲与周惠年结合了。师哲曾回忆说：“当时周惠年30来岁，女儿送到苏联去了。我尊重她的光荣历史。在一个领导人的介绍下，我们结合了。”周惠年与师哲婚后生育了一儿三女。

　　师哲不仅长期担任毛泽东的俄语翻译,同时还兼任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俄语翻译，多次参加中苏两党最高层会谈,协助中央领导处理中苏事务。解放后，师哲除了担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为出访的中央领导任翻译的任务之外，就是筹建编译局。编译局正式成立于1953年1月。周惠年也随师哲调进了编译局。1987年，师哲因脑血栓而瘫痪，就此离休。他瘫痪11年后，于1998年8月17日病逝于北京,享年94岁。

　　1953年，周惠年随师哲调到中央编译局工作，先后任干部科长、秘书科长、办公室副主任等职。1976年，周惠年患了卵巢癌并腹腔转移。周惠年一生无所畏惧，当她得知自己患了癌症后，无所谓地说：“我得癌症了？得就得吧，反正我已经死过好几回了。跟我的那些战友们相比，我活得时间够长了。”正因为这种不惧生死的乐观态度，使她得了恶性肿瘤后又顽强地活了21年。1997年6月7日，周惠年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摘自《上海滩》2015年第5期、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