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北野在《不可磨灭的馕》里写道：“没到过新疆的人大都不知馕为何物。到了新疆的人也不见得立即就能说出那种宝贵食品的准确名称。有些缺乏文化宽容心的人，干脆武断地把馕叫做‘烤饼’，在他们看来，馕的名字和制作方法甚至有点可笑。”

　　以我的经验来看，北野先生的这段话，倒是有点武断。至少在我们上海，只要是吃货，没有人不知道馕为何物，也不会把馕叫成烤饼。另外，所谓“没到过新疆的人大都不知馕为何物。到了新疆的人也不见得立即就能说出那种宝贵食品的准确名称”之说，也富含了很多猜测的成分。

　　十几年前，我到西藏。飞抵拉萨，已是中午。拉萨的朋友在一家尼泊尔风味餐馆为我们一行接风。之后就带我们到布达拉宫山脚下的一排黄褐色的平房里（是朋友公司的一个接待站）等候来接我们去林芝的藏族朋友。这时，一众人开始有了高原反应，纷纷躺倒将息。我因为年纪还算轻，只是坐着，但耳朵里听出来别人的说话声，就像在后厢房听前客堂里的人说话一样，嗡嗡的，隔了几层。

　　大概下午四点不到，接我们的藏族朋友来了。只见他把一只大麻袋扔在了越野车里。我禁不住好奇地问他是什么。他告诉我：“那是馕和黄瓜。是可以救命的东西。”我对他的话，心领神会。因为行途漫长，到达目的地，可能已经早过了饭点；再加上途中荒无人烟，万一出现点状况，这两样东西是可以抵挡一阵的。

　　果然，因为一行人的拖拖拉拉，途中还要停车拍照之类，设想到达的时间被大大延长；有些人因为高原反应还不舒服起来。此时，藏族朋友发馕和黄瓜给我们吃。两样食物下肚，情况一下子好多了：肚子饿的人不饿了，头昏脑涨的人也精神起来了……

　　从此以后，只要有去西藏的朋友，我总劝他们到那儿不要怕增加一点点负重，带上一点馕和黄瓜以备不时之需是合适的。

　　西藏和新疆，是两个不同文化属性的地区。汉族和这两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在文字和文化传统上也不同，但是，大家却都能准确地读出“馕”字，并且都能想象出馕的作用，可见馕的实用性被很多人接受了。

　　是的,北野先生说得很对：“馕比所有华而不实的东西，如点心、蛋卷、三明治、热狗之类，更接近粮食的本质，因而也更营养人，更无害于人，更值得人类敬重。”

　　事实上，我在去西藏之前，就知道馕，完全是由于在上海有些地方的大街小巷，出现了不少新疆同胞开的新疆风味餐厅，或者是只卖烤羊肉串和馕的点心铺子。当时的馕，两元一个，和好的羊肉串的价值相当。我顺道把它买回来，从来也没有想当饭吃的意思，只是没事时掰着吃着玩儿。说实在话，我喜欢它的那股韧劲儿，这是本地的大饼或山东的煎饼所没有的。

　　认识馕，起源于上海，体验于西藏，最后完成于新疆。这个过程，很奇怪，也很奇妙。

　　大概十年前，我曾随团参加一次环塔里木盆地采风活动。用了二十多天，基本上把南疆有名的地县跑遍了。每到一处，当地有关方面热情接待，我们没能自己找餐馆点菜的机会。无妨，该吃到的都吃到了，馕，当然也在其列，只不过分量极少，甚至没上；更多的却是抓饭。

　　馕接触得不多，也没有过多地被我认识，有幸的是，我们能够深入到维族同胞的家里去做客，聊天，一起吃水果、干果和饭。有的维族同胞家里，屋门前建了一个大平台，上面铺着一张大塑料布，大家席地而坐，欢声笑语，其乐融融。院子里搭着木架子，上面有葡萄和无花果。比较显眼的是还有一个上海人能够脱口而出说清的“炮仗炉子”。炉子边上放着一个由几个台阶组成的“踏脚”。这个炉子就是用来烤制馕的（后来我才知道，砌炉子用的材料，是用羊毛和黏土做成的）。维族同胞把擀好的面饼，一个一个贴在烧得滚烫但已熄火的炉膛内。至于再怎么弄，我也不好意思多问，想象它应该和上海点心摊做大饼的原理比较接近吧。

　　拥有这样的描满花纹的房屋、宽敞的平台、像样的院子以及自己烤馕的炉子，我以为算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家吧。他们烤了那么多的馕，吃不完怎么办？推想可以卖给别人也不一定。

　　我确实没有听新疆同胞讲过“烤囊”之类的词，也许他们理解的“烤”，和我们不一样；据说他们的标准说法是“打馕”。打，是个多义词,就像朝鲜族同胞把做糕叫“打糕”一样。新疆同胞做馕，也叫“打”，但不是捶打的打（朝鲜打糕需捶打），而是拿捏，是发面,是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