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场里的人都惊呆了，有同志当场哭出声来。萧卡也禁不住热泪长流。他知道，国家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下了这样大的决心来搞导弹，中央和市委是多么急切地等着好消息啊。想不到在这关键时刻，竟出了这么大的事故，叫他怎么向上级和全体研制人员交代？

　　然而，萧卡毕竟是从战场上拼杀出来的指挥员，一种久经磨砺的冷静警醒了他。只见他一挥手，说：“全体到现场！”整个现场愁云笼罩。然而，经过仔细观察分析，发现焊穿部位不长也不深，似乎可以挽救。萧卡决定就地召开现场会，稳定大家的情绪。所有发言的人都是噙着泪花，表示在最后两个月内，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完成任务。萧卡代表局领导宣布，这次事故不处分任何人，关键是吸取教训，严明工作纪律，今后对焊接温度一定要有专人调试。他还决定，焊坏的三舱立刻报废，不留隐患，拍成照片贴在厂区，以示警戒。

　　1964年12月20日，上海第一批导弹完成总装，各种测试完全合格，比市委要求的期限提早11天。中央军委将这批导弹命名为“红旗一号”。萧卡知道，市委在年初之所以严令导弹研制必须当年成功，是因为同年10月中国的首颗原子弹也将试爆。第二年11月末的一天，一列神秘军列由解放军武装押运，直驶大西北巴丹吉林大沙漠，空军将在那里进行导弹实弹打靶。“红旗一号”导弹连射3发，有2发击中靶心，完全达到实弹试验的要求。周总理在中央专委会议上，充分肯定了上海作出的贡献，说值得全国学习。继“红旗一号”成功后，上海又研制出了二号、三号等各类导弹，后经中央军委决定，统一编入东风系列。

　　动乱年代复出，领衔“运十”工程

　　1966年，萧卡正按中央和市委部署，奔走在贵州大山里建设新的导弹研制基地，突然间，狂飙勃起般的“文化大革命”将他打翻在地。他这个“走资派”，从贵州经北京，一路被批斗回到上海，不但戴高帽子、喷气式罚跪，还挨了一榔头险些被打死。回到机关蹲黑屋，仍没完没了地写交代、挨批斗。实在挖不出什么了，就送到奉贤海边干校劳动改造，一折腾就是六年！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中央着手解放老干部，又给了萧卡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机遇。早在1970年8月，毛泽东在上海时就曾问过：你们能不能造大飞机？周总理和叶剑英等领导研究后，把这项任务交给了上海。上海决定将龙华5703厂改建为总装厂，虹口汽车附件厂改建为航空发动机厂，组织队伍研制大飞机。

　　谁来负责挑重担？有人想起了萧卡。萧卡主持导弹研制曾得到中央的肯定，对科技尖端攻关有经验。于是有人发话：“萧卡还有什么问题，到现在还没解放？”萧卡本来历史清楚，自延安入党，从没被捕过，到新四军后一直在部队。于是，他很快走出了干校。到任后，他做了调查研究，认为大飞机是高科技项目，一定要有严格的设计、试制程序，质量是第一位的，总装必须集中搞“正规军”作战，不能沿袭“草棚里飞出金凤凰”那一套。然而，另一些“新干部”不同意，仍坚持要“发动群众大家搞”，甚至还要把部分项目照顾“小兄弟”。从1972年底到第二年春节后，争执不休无法达成一致，而时间又很紧迫，萧卡决定去找市领导和工交组负责人反映情况。

　　萧卡一口气写了3份报告，坦率地谈了他的观点：没有科学严谨的态度，大飞机上不了天！报告寄出后不久，引来了不少指责，说他“对新生事物缺乏感情”，甚至有人说是“搞阴谋”。萧卡生性倔犟，虽陷入孤立，仍声明“只服从真理”，依据科学道理，逐条反驳对方。

　　实际上，当时的市领导已经决定，“708”工程指挥部属机电一局管，局副书记当主任，局常委当副主任，萧卡仅是“五把手”，管管材料和协作、配套。但在这个班子里，从上到下都知道，真正懂行的是“老萧”。萧卡也只得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只要是他职权范围内的，尽心尽责去做。出席北京的会议，联系外省市的协作，他仅带着一两个能理解他的年轻人到处奔波。

　　制造大飞机，在那个年代也是全体中国人的心愿。无论是设计人员还是第一线工人，都在不分昼夜地奋战。1973年设计进入打样阶段，两年内全部设计图纸完成。与此同时，新的大场总装厂建成。又一年后，被命名为“运十（01架）”的机身从龙华运到大场总装；随后于7月间，用28节车皮专列，运到陕西耀县国家飞机研究所做静力等一系列试验，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萧卡说，尽管那是在“文革”动乱的年代，但从北京三机部调来的设计人员，都是航空战线第一流的专家，上海各厂抽调的技术工人也都是最强的，所以取得那些成绩也是正常的。

　　就在这个时候，北京传来了“四人帮”被抓的消息，中央派来的工作组改组了上海市领导班子。新市委书记林乎加找萧卡到延安饭店谈话，让他全面负责大飞机工作。很快，市委就任命他为上海飞机制造厂厂长、市708办公室主任、市航空办公室主任，萧卡名正言顺地成了大飞机项目的领军人物。

　　萧卡深知，被动乱耽误的时间太多了。他抓住“大飞机上了天会不会掉下来”这个课题，让全厂上下展开调查、讨论，又花两年时间对原有的14万幅图纸重新一张张做了审定，然后归纳出20多项重大问题、100多项各类问题，都限期落实处理。这时国家经济也开始好转，进口了一批外国先进设备，如电子拉力试验机、金相显微镜等。“运十”前前后后进行了163项试验。1978年11月，又到陕西耀县进行最关键的全机结构性试验。试验现场气氛紧张到极点，几乎听得到喘气声。突然一声巨响，机翼在预定部位断裂，全场欢声雷动。这意味着试验的最后一道关口闯过了！萧卡为此赋诗：“一夜不曾睡好，只待今日分晓。千目睽睽攒动，砰隆一声捷报。”

　　1980年9月26日，在经过几次滑行试验后，“运十”终于迎来了正式试飞。萧卡虽已调往市委任秘书长，但他作为该项目负责人，还是担任首飞押机人登上了飞机。中国首席试飞员王金大担当“运十”试飞员。在雷鸣般的欢呼声中，飞机飞上蓝天，以1350米高度、每小时310公里速度，绕行28分钟以后，又平稳地降落。萧卡说，猛一启动时有些震感，但很快就平稳了。乘坐亲自领导研制的中国第一架大飞机，首次翱翔在祖国的蓝天，终于实现了他以工业报效祖国的人生愿望！

　　接着，“运十”又进行了多次不同区域的飞行，北京、哈尔滨、海南岛、乌鲁木齐、拉萨等地，都取得了成功。萧卡说：“尽管后来因各种原因大飞机没有投产，但得到的经验、教训是很珍贵的。”

　　萧卡于2015年2月8日在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6岁。这位脱下军装就投身工业建设的老人，是新中国工业从诞生、发展到强大的最好见证人。他的名字和业绩，将被载入上海史册，永世流芳。

　　（摘自《上海滩》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