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厅中，陈列着一枚九厘米见方的圆柄钮铜质大印，镌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十五个宋体字，印文清晰美观，造型庄重大气。这枚珍贵的开国大印，不仅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它也是建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在颁发各种法令和行使其他权力时，钤盖在公文上的重要凭证信物，是国家政权的象征。然而令人称奇的是，这样一件事关重大的国宝级玺印设计铸造任务，最后由新政府委托一位善刻印章与铜墨盒的琉璃厂店主来完成，这位技艺高超的幸运儿就是同古堂主人张樾丞。

　　张樾丞（1883—1961），名福荫，又字越丞。河北新河（今属邢台）人。早年因贫失学，从乡下来北平琉璃厂刻字铺当学徒。虽终日打杂，却不顾劳累，稍有空闲，便钻研刻印技术。凡秦汉玺印，元明流派，无不涉猎。张樾丞敏而好学，一度向书法篆刻家张祖翼、张延奂父子请益，又游于陈衡恪、金城、姚华等名家之门，技艺猛进。

　　晚清至民国间，琉璃厂是旧京人士的雅游之所，鳞萃比栉的古玩铺与旧书店，吸引着无数大僚显贵、学者雅士前来光顾。张樾丞于民国初在琉璃厂开设了同古堂刻字店，除悬润鬻印外，还专刻铜墨盒。善于经营与交际的张樾丞不仅结识了严复、宝熙、傅增湘、袁克文、溥儒、章钰、马衡和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有着浓厚兴趣的福开森等名宿闻人，上至逊帝溥仪与清宗室，近至北洋政府军政各界的头面人物，以及故宫博物院、北大、清华、燕京等大学收藏图书用印，皆出其手。就连大文豪鲁迅、周作人兄弟也常常惠顾同古堂，请张氏刻印多达数十方。1935年，由其嗣子张少丞、张幼丞辑其印作成《士一居印存》，谱中名流印蜕并集，被称为“半部民国人物谱”。 

　　1949年，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受周恩来指示，陈叔通、齐燕铭落实邀请篆刻名家为新政府治印，印材选用铜质。其时南方印家如王福庵、唐醉石等皆曾供职于民国政府印铸局，但也属于篆刻家拟就印稿，由精于镌刻铜印的印工来完成，篆刻家能刻石而不善于制铜印。最终有着四十多年刻铜、镌印丰富经验的张樾丞成为开国大印制作的不二人选，激动万分的他当初设计出秦篆、汉篆、隶书、宋体四种印文样式，政府选用了易识的宋体字，首开国玺新印式。通过精心的浇铸、打磨、画样和雕刻，张樾丞如期完成了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直到1954年9月，我国宪法规定国务院为国家最高权力执行机构，开国大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作为一级文物转交国家博物馆收藏，而张樾丞对制印之事一直三缄其口。

　　张樾丞一生篆刻上万钮，备受时人推崇，不仅得益于他的广泛人脉，雅俗共赏的印章风格也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广作用。金石家陆和九在张氏印谱序言中称赞其印：“遵古法，罔敢肆。求其治印者咸称道，其美弗衰，盖以其规模秦汉，甄陶宋元，不破碎以为古，不诡异以炫今，有非寻常印人所能及者。”严复弟子侯疑始也推许称：“深究六书与金石之学，所作骎骎入秦汉之域。今言北平治印、刻铜者莫不首举越丞。”反映出彼时北平印坛虽有齐白石、陈衡恪等追求个性印风的出现，但对于尊崇古法的印章，在社会各界中仍受到普遍青睐。综观张樾丞所作，不论是大篆古玺、两汉朱白、元朱仿宋，还是工整或小写意，可谓无所不能，无往不宜。多面手的长处是在面对不同顾客需求时，可以应付裕如，这也是由其职业所决定。墨守法度的张樾丞自鬻艺始便广受欢迎，与吴昌硕、齐白石中年前篆刻饱受冷遇形成鲜明对比。实用印章与充满印人个性与情感的篆刻艺术，因受众群体的差异，一直处在并行发展的状态。但时尚超越实用，创新高于守旧，在篆刻发展史上，仅以再现传统古典之美的张樾丞与吴、齐等金石大师的影响与地位，是无法比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