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不能忘记那些用手中的枪杆子为保卫中华大地的每一寸土地而血染疆场的抗日英雄；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些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用手中的笔杆子在硝烟中将志士英雄壮举传颂的新闻战士。他们的“一身正气”和“满腹文章”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奔赴抗战最前线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作为《大公报》通讯课主任，我父亲范长江首先赶去卢沟桥采访，并安排带领记者奔赴抗日最前线。

　　1937年8月底，我父亲来到危急中的大同，召开了一次战地记者会。会后，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父亲及时调整部署，自己赶赴上海，除了抓上海战场的报道外，还密切注视着山西战场的动向。他在《吊大同》一文通过描述大同危急状况的同时，揭露和谴责危急背后的深层原因；在《走向西战场》一文中呼吁青年学生投身到抗日的运动中去；在太原危急时，又写了《我们要以决死的心来保卫山西》一文。

　　除我父亲外，还有陆诒、孟秋江、方大曾、丘岗、徐盈等战地记者冒着生命危险从前方发回的战地报道。不久，这些报道集结出版为《西线风云》。该书一经出版就成为读者争购的热门读物。1938年1月由汉口大公报馆再出增订版，其中增加了我父亲撰写的“增订版自序”和10篇战地记者新作，以及两位中共领导人的文章。这是当时国统区出版物中少见的中共领导人的作品。

　　1937年内，我父亲在三个战场进行过报道，在卢沟桥见过吉星文，在南口战场见过汤恩伯、王仲廉，在上海战场见过张发奎、胡宗南等，战地通讯逐篇见报。1937年11月出版了《西线风云》后，以后又编辑出版了《卢沟桥到漳河》等8本书。

　　硝烟中诞生的“青记”

　　7月中旬，周恩来抵达上海，与“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负责人夏衍见面，告知党中央将办一份报纸（即后来的《新华日报》），同时希望团结文化界、新闻界力量共同抗战。夏衍约了胡愈之等商谈，认为新闻界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来做这件事，并确定由我父亲总负责筹备这件事。

　　1937年11月4日，新闻界由我父亲和杨潮（即羊枣）、夏衍、碧泉、恽逸群、邵宗汉、朱明等一起商量，决定组织一个永久性的团体，并商定这个团体的名字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简称“青记”），并推举我父亲、恽逸群、杨潮三人负责筹备工作。11月8日晚上7时，我父亲等15位青年记者，在上海山西路上的南京饭店举行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成立会。这就是后来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前身。60多年后，这一天，由国家正式定为“中国记者节”。

　　1938年3月30日，在武汉青年会二楼礼堂隆重召开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首届代表大会。我父亲和徐迈进、钟期森当选为常务理事。之前，记者对抗战的报道多数是分散的，或者是报社指派的行为。“青记”的成立，标志着战地报道已经不是记者的单独行为，它迅速地变成一种有组织的集体行为。“青记”成立后不久，组织了对台儿庄战役的集中报道，这也是“青记”组织的最大的大规模采访行动。

　　1938年3月20日，日军矶谷师团集中4万人，配以坦克、大炮，向台儿庄发动了猛烈进攻。4月5日，我父亲和陆诒从湖北赶到了徐州。4月6日我军发起总攻，我父亲和陆诒抵达孙连仲司令部，采访了孙连仲将军。下午，我父亲和陆诒又骑马抵达离台儿庄前线仅三里地的一个小村庄——31师师长池峰城的指挥所。晚9点半，中国军队整夜激战，于4月7日凌晨收复台儿庄。战斗结束4小时后，我父亲、陆诒和池峰城师长三人从韩佛寺乘坐手摇车沿临台支线铁路进入台儿庄，发出了最早的报道，记录下满地焦土和已被烧焦却依然紧握手榴弹和枪支的中国士兵，还有敌军小山一样来不及带走的骨灰盒。第二天，“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刊登在《大公报》头版头条，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

　　后来，周恩来约请我父亲和陆诒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专门谈话，高度评价他们采写的新闻通讯：“你们深入前线，看到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这是记者应尽的职责，这样很好。”

　　战火中，我父亲与“青记”的同仁们，总有办法先人一步向后方发回新闻。大家都很惊讶《大公报》的新闻特别快，哪儿发生了战争第二天就见报。当时编辑部主任王芸生晚上都不睡觉，等我父亲的电话。我父亲借用军用电话口述稿件，然后由王芸生记下编后直送印刷厂。

　　抗战中，新闻显现出前所未有的力量。国人曾赞誉：“长江一支笔，胜过百万兵。”其实，这不是说他一个人，而是说新闻的力量。

　　创办“国新社”

　　1938年10月我父亲离开《大公报》，在周恩来领导下，与胡愈之、孟秋江等一起，于10月20日在长沙创办了“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国新社是以“青记”记者为骨干的民间通讯社，由我父亲任社长。

　　国新社是在抗日的硝烟中成长的，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新闻机构，当时在国统区很有影响力。它用民办新闻团体的名义，既向国民党国际宣传处供稿，又向国内外150家报纸供稿，打破了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封锁，达到了宣传抗战、宣传团结、宣传进步的目的。除了桂林外，重庆、香港也设立了办事处和分社。父亲曾说，国际新闻社是一个“大胆的试验”，可以巧妙地利用“国新社”的合作地位和反动派周旋，实际上通过海内外几百种媒体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1939年至1940年夏，是“国新社”的全盛时期。桂林、香港、重庆分工合作：桂林总社和重庆办事处负责国统区的新闻报道，原香港“国新社”作为分社面向海外，负担国际宣传任务，并向国内提供关于国际新闻的稿件。

　　“皖南事变”爆发后，“青记”与“国新社”均遭国民党封闭。父亲遭到国民党通缉，不得不转移去香港。在香港，父亲在廖承志领导下，主持香港国新社工作，并创办了中国共产党海外机关报《华商报》，开展海外抗日救国宣传活动。这期间，他与邹韬奋并肩携手，结下深厚友谊。

　　本文口述：范苏苏（范长江之子），整理：洪梅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