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真的做错了什么，说一句‘嗨，伙计，我们还是向前看’当然很容易。但如果你因为对方的错误举动而受伤，就会希望听到对方的保证，维护自己的尊严，期待得到应有的尊重，确信那些伤害到你的行为不会再次发生。”

　　德国前国防部长鲁道夫·沙尔平虽出生于战后，没有亲身经历过那段战火纷飞的年代，但却见证了德国反思二战的曲折经历，以及与邻国的和解历程。

　　今年6月的一天，刚刚飞抵上海的沙尔平先生不顾旅途劳累，接受了新民晚报记者的专访。

　　年轻一代有权了解

　　一个出生在波兰、成为波兰公民的德国人，在波兰抵抗德军时入狱，却又因为德国血统而被迫加入德军，后来又进了前苏联的监狱。上世纪50年代，这个后人眼中的“传奇人物”回到德国，并在此后成了沙尔平的高中数学和物理老师。他常常邀请学生们去家里做客，给他们讲那段离奇的人生片段。

　　“有些人很乐意将这些故事留给后人，但更多人不愿再谈起。”沙尔平说，他的父亲曾与一个有着犹太血统的女子结婚，但也正因为她的犹太血统，两人被迫离婚。父亲后来入狱，并在1939年被迫参军，直至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对父亲而言，那是段难以启齿的经历。”沙尔平对新民晚报记者说，一些亲历过纳粹统治的德国人并不认为自己是纳粹的一部分，面对年轻人的提问，他们也总是难以开口。“这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后来德国在上世纪60年代发生的学生运动，这场运动打破了对战争的沉默和对历史的回避态度。”

　　1963年至1965年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奥斯维辛审判，令联邦议会取消了关于纳粹谋杀罪行的追诉时效，也令曾经讳莫如深的纳粹罪责从此持续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60年代中期以后，出生在战后的德国青年学生发起了对纳粹德国历史及仍然活跃于联邦政府中的纳粹残余势力的清算行动。这些未亲身经历过恐怖的“水晶之夜”以及枪林弹雨的年轻人希望从父辈那里得到关于纳粹罪行的确切答案，发生在家庭中的争论甚至引发了两代人的尖锐冲突。

　　最著名的事件，莫过于1968年11月7日，女记者克拉斯菲尔德在一次党派会议上突然起身高喊“纳粹总理下台”，并给了原纳粹党员、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库尔特·基辛格一记响亮的耳光。

　　政府不能选择回避

　　究竟该不该将这段历史讲出来？

　　对于这个问题，沙尔平分析道，在二战中许多人迷失了方向、丢掉了信仰、失去了尊严。如果逼迫他们回顾历史，那种必须要忏悔的感觉会让他们觉得不舒服。“就个人而言，这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政府选择‘闭嘴’这一选项，则是不可接受的。”沙尔平说，这是因为年轻一代有权了解历史，有权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有权利也有义务去解决诸多历史问题，因为这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而一个国家领导人代表着国家，当然他更应当做些什么。”

　　接受新民晚报记者采访的沙尔平提到了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维利·勃兰特1970年12月7日的“华沙之跪”。“我跟他很熟，所以我知道，当他一步步走向纪念碑，感受到来自历史越来越沉重的负担，那一跪是很自然的，而非被迫的。”

　　沙尔平回顾起了勃兰特奇特的人生经历：年轻时的勃兰特曾因反对纳粹统治而流亡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后来又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参加了西班牙内战。战后，回到德国的勃兰特被选为西柏林市市长，再后来又当上了德国总理。当时，许多德国人都指责勃兰特在他此前的政治生涯中从未“为德国服务”，甚至反而反对德国。“也许在你看来，他们的这些观念简直太疯狂了。”沙尔平说，但事实却是，正是这样一个没有任何个人理由道歉的人，竟然以西德总理的身份前往波兰，跪下为德国人的所作所为悼念犹太人，哀悼二战受害者。“这一举动显示勃兰特是一个真实的人，而非装作一个真性情的人。”

　　别总等受害者和解

　　事实上，德国人在战后就如何对待历史这个问题也曾纠结过。

　　“勃兰特应该下跪吗？”德国《明镜》周刊在“华沙之跪”发生后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48%的德国受访者认为勃兰特的这一举动过度了，11%的受访者持中立态度，41%的人认为是合适的。这一调查结果，显示了德国民众的意见分歧。但随着大批有关二战的书籍、电影和纪录片涌现，许多人渐渐理清了思路，更理解了勃兰特的“华沙之跪”。

　　沙尔平对新民晚报记者说，他看过很多这样的书籍和电影，从女作家笔下描写犹太女孩因纳粹统治而被迫逃亡的小说《你不像别的母亲》，到描写被迫参军的德国年轻人的电影《最后的桥》……“很多公开读物从不同角度描述二战、纳粹统治、反纳粹统治的运动、当时的社会制度以及身处制度中的人，帮助战后出生的人从受害者的角度了解曾发生了什么，告诉我们得做些什么以避免重复那段历史。”

　　由好莱坞女演员安吉丽娜·朱莉执导的电影《坚不可摧》在去年圣诞节上映。这部影片讲述二战期间意大利裔美国人路易斯·赞佩里尼真实的二战“噩梦漂流”经历。赞佩里尼在海上漂流47天后，“幸运”地被日本海军救起，却又在战俘营受到虐待，直至战争结束。在电影的末尾，曾经的运动健将赞佩里尼于1998年来到日本参加长野冬季奥运会火炬传递，他受到了日本人的热烈欢迎。但电影还未上映就遭到一些日本网民的激烈抵抗，有日本右翼组织称这部电影“毫无依据，完全是捏造、谎言”。

　　沙尔平却找到了与众不同的影评角度。“当我看到片尾，日本人热烈欢迎赞佩里尼这个真实的镜头时，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日本人会这样‘错误地欢迎’一个前来和解的英雄？赞佩里尼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为什么电影中总是受害者主动和解？为什么不让施暴者扮演和解的角色？” 

　　目的是让邻国安心

　　父子间的传承、师生间的讨论、历史学家同公众的交流、作家与读者分享，都可以帮助后人了解那段黑暗、恐怖的历史，但关键“在于由谁来领导，由谁来做榜样，由谁来给出一个更好的选项、一条更好地面向未来的道路”。沙尔平认为，战后的欧洲政治家抓住了机会，有意无意中督促德国这个曾走上歧途的国家回到正轨。

　　沙尔平在1998年至2002年间担任德国国防部长。虽然如今他已转型成为商人，但却没有真正离开过政界。后辈们遇到问题，也往往向沙尔平请教。面对新民晚报记者提出的日本是否应该解禁集体自卫权的问题，这位前国防部长笑了笑，用德国在战后发展军队的经历做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回应。

　　“上百万人因为那场战争而死去，这引发了战后德法领导人的思考，他们试图找到一种方案以确保德国不会再发动战争。”沙尔平说，1950年5月9日法国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提出了一个旨在约束德国的欧洲煤钢共同体计划，整合欧洲煤炭钢铁工业，因为制造武器依赖煤炭和钢铁。德国部分重工业被拆除，煤炭开采区或是被隔离，或是由国际管控。与此同时，伴随着冷战“铁幕”落下，战后的德国一分为二。在沙尔平看来，东西德分裂带来的并不完全只有悲痛。“在两德之间似乎一直有一种竞争，而竞争的主题则是如何重构关于纳粹的记忆，如何认识、定性、处理那段历史。”他认为，正是这种竞争帮助德国人认清了纳粹的真面目，“而在美国单独占领下对抗苏联的日本却失去了这样的机会”。

　　“究竟德国该部该重整军备？能不能重整军备？上世纪50年代上半期，德国人也曾争论不休。”沙尔平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向来反对重整军备，并力求将德国纳入欧洲体系之中，确保武器不再被错误地用在所谓的国家手段和国家利益上，“而这也都由宪法加以保证”。他介绍道，德国在战后先后与法国、荷兰、丹麦、波兰建立军事联盟。“德法军事同盟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沙尔平说道，“在1870年至1945年间，两个国家发生了三次战争，法国都是受害者，而非仅仅只是二战受害者。”他说，德国与邻国建立军事同盟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德国政府并不只是想重整军队，而是想让德军融入整个国际体系中；不仅只是想要保卫德国领土，而且是要让邻国安心，“让它们知道，德国不会再允许军队成为以国家利益为名义发动战争的工具。”

　　沙尔平所在的那一届德国政府也为此做出了努力。2002年5月9日，在二战欧洲战争结束57周年之际，时任总理的施罗德说“德国人需要有自我反省的自信”，必须努力融入欧洲。如果人们缺乏这种自觉性，“受到危险的民族主义影响，右翼的民粹主义就会得逞。”

　　自豪应有正确史观

　　“我相当确信，正确看待和对待一切好与不好、成功与失败、令人骄傲抑或黑暗的历史，这是民族自豪感的唯一来源。”沙尔平对新民晚报记者说，如果一个人不能正确对待这一切，那他的民族自豪感就是人为的、刻意的，是危险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德国人认为德国受到了不公正的惩罚，经济陷入困境。“这种情绪在人群中蔓延，而‘体制’被视为应当为这一切糟糕情况负责的主角。”沙尔平说，这种看法也正是当年法西斯所极力宣传的。“但德国令人骄傲的哲学传统是反抗法西斯思想、反对纳粹统治的‘培养皿’……如今，我们依然可以为这些曾经抵抗过纳粹统治的人和历史骄傲。我很怀疑现在的日本人并没有找到类似的感觉来帮助他们承认历史。如果有，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

　　找回民族自豪感不在于说有多自豪，而在于那些被纳粹统治的人们曾努力地反抗过。“这样才能让别的民族国家，让他们的领导人对我们有信心。”沙尔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