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开始，英国超市对塑料袋收费，每个5便士（约合人民币5角）。这对长期用惯了免费塑料袋的英国人来说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引发了全民大吐槽。

　　而在美国，各种环保运动如火如荼、声势浩大，但“禁用塑料袋”这个看似微小又简单的环保举措却迟迟无法全面推行。

　　相比之下，不少发展中国家早早就下了全面禁塑令。让美国人不用塑料袋，怎么就那么难？

　　禁塑令竟先遭禁止

　　事实上，塑料袋成为众矢之的，只是“柿子挑软的捏”，它并不比其他塑料制品更威胁环境。汽车也是一大污染源，但很少有人呼吁全面禁止使用汽车，因为人们难以适应没有汽车的生活。而塑料袋，虽然人人都用，却没人对它有依赖感，而且其功能完全可以用纸袋、布袋等来代替。它为生活带来便利，却并非必需品，所以可以大声喊禁。在众多环保议题之中，塑料袋似乎是最简单、最容易解决的问题。即使如此，美国人对此依然“搞不定”。

　　劳伦·库比本来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一个可持续经济研究所工作，去年她决定竞选所在坦佩市的市议员。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5年国情咨文里呼吁地方行政机关努力推进各种“改革”实验，库比很受鼓励。所以当她今年1月宣誓就职市议员时，她下定决心要干成一件“大事”。她很快找到目标：塑料袋。

　　塑料袋是个老掉牙的环保议题。在大城市纽约，一般人每年要用掉大约620个一次性塑料袋，平均一天两个，听起来似乎不多，但加起来，纽约市一年就要消耗掉52亿个一次性塑料袋，平均每分钟1万个。坦佩的人口只有16.8万，每年也要消耗至少5000万个塑料袋。

　　库比又调研了其他国家城市的情况：2000年，印度的孟买市政府发现塑料袋是堵塞雨水沟、加剧雨季洪水灾害的主要元凶之一，于是果断下了全面禁塑令；孟加拉、中国台湾、肯尼亚、卢旺达和墨西哥城也同样实施了禁塑令。大多数情况下，民众对禁塑令罕见抵触，而是相当欢迎或很快适应。

　　但在坦佩，库比推行禁塑令的雄心却遭遇巨大阻碍。今年4月，亚利桑那州议会通过了SB1241号法案，这个医疗保健领域的法案包含一个修订条款，宣布州内各地方区域均不得“针对辅助性储物设备加以征税、收费、评估、缴纳或返还押金等措施”。塑料袋也属于“辅助性储物设备”。禁塑令无望出台，因为法律已先发制人地禁止“禁塑令”。

　　亚利桑那州不是唯一“禁止禁塑令”的州。佛罗里达州2008年就出台了类似法律。密苏里州和得克萨斯州也正在研究相关法案。

　　反对禁塑令阵营认为，塑料袋的环境危害被夸大了。另外，既然全国未统一出台禁塑令，地方上就不要标新立异、混淆消费者的认知。更深层的一个反对理由，也是库比需要抗争的最大“敌人”，是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坚定捍卫“个人自由”、抵制政府“包办”的决心。

　　达拉斯市出台实施禁塑令后，美国知名保守派政治评论节目主持人贝克在电台节目中的发言就颇能代表这种立场：“你必须为塑料袋之类的小事挺身而出……只要我想用塑料袋，我就能用……法西斯分子才禁这禁那，我们这是在干嘛？”

　　库比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纽约市长白思豪当初在竞选纲领中信誓旦旦要推行禁塑令，到现在，他仍在琢磨应该怎么样、或者到底要不要去打这场硬仗。

　　企业赞助抵制运动

　　唐·威廉斯自创网站“停止禁塑令”（stopthebagban.com）。他的家乡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3年前通过了塑料袋禁令。“我当时想，这太过分了。”于是他给别人发邮件，寻求对抵制禁塑令运动的支持，他说如今已有近200人加入他的阵营。

　　他之所以反对禁塑令，一部分是因为他喜欢各种为生活带来便利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他认为禁塑令体现了一种“蔑视普通百姓的典型精英主义态度”。在他看来，“普通百姓”希望使用免费的塑料袋。

　　“他们花在推动这类禁令出台上的钱，拿出一小部分，就能雇10到20个工人，每天负责上街捡五个塑料袋。”威廉斯认为，这样就可以解决塑料袋污染环境问题。他还特地订购一批特制的塑料袋，一面印上“一个安全、清洁、方便的违禁塑料袋”字样，另一面印着“我选择塑料”。“我把它们带到食品杂货店，分发给排队结账的人。”

　　威廉斯的抵制运动完全是个人自发性质，更多抵制禁塑令的组织，如“把禁令放进袋子”、“美国进步塑料袋联盟”等，幕后多多少少都有塑料袋制造企业的赞助。应对关于禁塑的讨论，这些企业当然没闲着。像“美国化学协会”这样的游说团体，不仅宣传广告做得足，还积极打官司、资助抵制禁塑令的公投、赞助旨在推翻地方性禁塑令的请愿行动。

　　这一方宣传的主要论点是：一次性塑料袋比纸袋更环保，因为后者更重、生产运输需要消耗更多资源，在垃圾掩埋场中占据更多空间；可重复利用的布袋等，则不安全也“不爱国”，因为可能滋生细菌，而且不少是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生产，有损本国制造业工人的利益。另外，对塑料袋强制性征收任何额外费用，例如美国首都华盛顿2010年出台的每个袋加收5美分政策，最终受损的是穷人。他们还宣称，理论上，塑料袋完全可以循环利用。

　　在反方听起来，这些论据完全站不住脚。纸袋虽然消耗木材，却远比塑料袋容易降解，后者完全自然降解需要1000年之久。至于“理论上可回收利用”，至少在美国大城市代表纽约，现有的便利回收系统仍无法处理塑料薄膜，商店的塑料袋回收项目也运行得不太成功。即使按照塑料袋制造行业的乐观估计，也仅有15%的塑料袋被回收利用。

　　“美国进步塑料袋联盟”主席马克·丹尼尔斯也是世界塑料袋制造龙头企业Novelex的一名高管。他认为，环保主义者们“绑架”了塑料袋议题，夸大了塑料袋对环境的危害。他还强调，Novolex最近花了3000万美元，在印第安纳州盖了家新工厂，专门用于回收利用塑料袋，另外还向沃尔玛等超市赠送教育光碟，呼吁装袋时“6个一装”而非“4个一装”，以节省塑料袋的使用。

　　全禁不易先试收费

　　纽约市卫生专员加西亚说，要减少塑料袋使用，需要“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指加大宣传攻势，包括和市政厅合作，向市民们发放印有纽约市绿色运动吉祥物“小鸟博蒂”的环保袋。“偶尔，要让每个人开始改变，我们需要点别的东西。”她说。纽约市每年花费1000万美元处理市民丢弃的一次性包装袋，包括纸袋和塑料袋，而雇清洁工捡拾街上废弃包装袋的费用远不止于此。

　　向来以革新意识为傲的纽约市，在这个问题上落后于其他城市和国家。早在2008年，中国就禁止所有商品零售场所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同一年，时任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提出，每个食品专用塑料袋加收6美分的建议，结果不了了之。目前，纽约市议会有几名议员在推动“每袋收费10美分”的政策建议，但要落实到立法还有不少路要走。

　　珍妮·罗默是一名律师，曾积极推动旧金山出台禁塑令，因此成了美国知名的“禁塑令专家”。三年前罗默搬到纽约，希望为这个城市的禁塑运动做贡献。她赞成加收10美分的方案。“如果全面禁止，传达的信息是‘你再也不能拥有这样东西’。但如果收费，消费者可以做一个选择，‘花钱去买这个袋子值得吗？’”

　　自从2002年开始每个塑料袋加收15欧分，爱尔兰的塑料袋使用量下降了94%。美国《时代周刊》报道分析说，“收费”效果如此卓著的部分原因，是“塑料袋变成一个社会舆论上难以接受的东西，就像穿裘皮大衣或遛狗时不收拾干净狗的排泄物一样”。

　　如果纽约人现在就下定决心，也许十年后，禁塑令就像今天的禁烟令一样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