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从小母亲给我讲古代故事

　　按照封建社会的规矩，此时应该是抱孙子的年龄。而事实也是，我出生后的第三年，我母亲就抱上了孙女——我二哥的孩子王韵。在这种社会压力之下，她自己固然觉得有点难为情，但又无从得知堕胎之法，便吞食“沙药水”（俗称“十滴水”），一种用樟脑、干姜、大黄、小茴香、肉桂、辣椒、桉油等极为刺激的材料制成的抗晕车晕船的药水。十分难吃，常常被用来治疗肚子痛，传说也可用以打胎，因为瓶上写“孕妇不宜”。我那时大概求生的意识比较强烈，母亲连续吃了几次沙药水居然没有把我根除，而沙药水腥苦难咽的味道加上我父亲执意生下我的要求，最终促使母亲打消了除掉我的念头，这样，我在第二年端午节过后的中午时分来到了人世。

　　我母亲前后生育了八个子女，我是老八，但三女一男都早夭，我就成了老四，当时还并不流行到医院分娩。隔壁弄堂的接生婆，我们称之为“好婆”，来为我母亲分娩接生。她是一个矮矮胖胖的老太婆，我长大之后还跟她的孙子同过学。我怎么生下来的情形我当然是不知道的，姐姐王莉莉后来告诉我，好婆来到我家的后楼，要我家人准备好一只高脚的宁式脚盆，煮一锅开水，拿一把剪刀在水中烫了烫，随后安排正在阵痛中的母亲蹲在高脚脚盆边上，此时盆上已搁了一块搓衣板，可让母亲半坐半躺，“呱呱”几声哭喊，我就被顺利产下，好婆抄起剪刀，一刀将脐带剪断，就这样懵懵懂懂地来到了人世。

　　生我的那一年上海天气出奇的热，母亲坐月子期间正进入上海的“三伏天”。中国传统的坐月子是一种千百年来的习惯，但是就像裹小脚似的，如果刻意不加改变地遵守的话，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种折磨。母亲必须要躺在床上，后楼又不通风，一个月下来，母亲周身长出密密麻麻的红色痱子，奇痒难熬。每每讲起生我的那段时间，母亲总要说，“你这个讨债鬼，我45岁还要吃苦头。我儿子、女儿都有了，再生你这个讨债鬼做啥。”小时候的我，每每听到母亲的这种抱怨，总要说：“姆妈，侬为啥不把我生回去。”常引来母亲微笑。

　　经历了姓氏风波之后，我父亲对我自然疼爱有加，但是大部分的抚养照料都是由我母亲来做的。也许因为我是母亲老来得子，几乎已与孙辈一样大，也许因为我是父亲唯一一个吴姓后代，母亲呵护我、关心我的感情特别深厚。父亲去世后，我的大侄女6岁，侄子4岁，小侄女2岁，由她一个人照料，此外，全家7口人的买菜、做饭、做菜、洗衣、缝衣都由她承担。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母亲那一双粗糙的大手，每到严冬腊月，手上龟裂得像一把粗糙的蒲扇面，母亲只得用白色橡皮膏贴在裂开的皮肤上，继续用这双手再去浸肥皂水或碱水，要洗衣服、洗菜、洗碗等等。我跟我的同时代人都一样，从小就属于散养长大的孩子。

　　母亲不太识字，虽然她生活的年代与我后来在华东师大读硕士研究生的导师程俊英先生是一个年代，但从小受到外公严重的封建思想熏陶，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外公尽管家庭殷实也不给她上学的机会，使她失去求学的最佳时机。母亲只是在上世纪50年代扫盲时读过夜校，粗通文墨，能略看报纸。她从来不过问我的功课，也从来不用教育的口吻来要求我好好读书，将来做一个科学家或文学家。她颇知道些古代良母的故事，常给我讲些岳母刺字、卧冰求鲤、老莱子娱亲、哭竹生笋等故事，我听得津津有味，长大了才知道这是二十四孝中的故事。等到我识了些字，喜欢读书，反过来她要我把看的故事讲给她听，于是为了她的高兴，我又会去找更多的故事来读。这种双向的互动，激发了我的学习兴趣。我觉得现在的教育缺乏这种家长与孩子互动的教育方式，而是一味地由家长逼着孩子被动地去读书。母亲从小给我讲的古代传说和故事，给了我对于中国文学文化的性情熏陶，渐长，我知道了其中意思，又会主动去寻找这些故事的来源去读。除了一年一年地读完了小学的各门，随着我的年龄的增长，我看起了很多野书，那就是课外的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之类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