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初，当时的山西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强力推行改革，赢得当地公众很多赞誉，媒体不时报道他的改革举措。

　　比如在吕日周直接干预推动下，当地《长治日报》成了“中国舆论监督第一报”。从2000年2月至2002年12月，《长治日报》及其子报《上党晚报》共刊发舆论监督稿件1100余篇，涉及市级干部35人，县处级干部106人，因此被撤职、免职、降级和受到经济处罚的干部269人，并有15人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不过吕日周也有感慨：“只要我不批示，《长治日报》稿子就变样，就没有新闻监督的内容。”吕在位时的这番处境，说明他事实上处于“专断型”领导者的位置上，而这恰恰是韩非子所推崇的。

　　韩非子举例说，造父驾驭着驷马车，时而奔驰，时而转圈，可谓得心应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独掌马缰和马鞭。但马会被突然窜出来的猪惊吓，使造父不能驾驭，其原因并不是马缰和马鞭威力不足，而是那头猪分散了威力。王良驾驭副车，不用马缰和马鞭，而是根据马的习性，用草料和水进行控制。然而马经过草场和水池时，他也不能驾驭马了，其原因并不是草料和水不充足，而是草场水池把马的注意力分散了。假如让王良在马的左边挥着鞭子大声呵斥，让造父在马的右边用鞭子抽打，马连十里路也走不了，这是由于两人共同驾驭的缘故。

　　田连、成窍都是天下善于弹琴的人，但如果让田连拨琴弦，让成窍按住琴弦，就弹不成什么曲调，这也是两人共事的缘故。

　　韩非子据此认为，以王良、造父的高超技能共同执掌马匹，却不能驾驭，那么君王又怎能跟大臣共掌权力、治理国家？以田连、成窍的机巧，共同弹琴却不成曲调，君王又怎能与大臣共享权势却还能成功？

　　另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司城子罕对宋君说：“奖励、赏赐，是老百姓喜欢的，请君王自己去实施；杀人、刑罚，是老百姓憎恶的，请让我来执掌。”宋君说：“好啊。”于是需要发布严苛的法令、诛杀大臣时，宋君总说：“这个事情去请示问子罕。”结果搞得大臣畏惧子罕，而老百姓因害怕而归附了子罕。过了一年，子罕杀了宋君，夺取政权。所以说，子罕就像突然窜出来的猪一样，夺取了宋君的国家。

　　韩非子认为，权力不可分拆，一分拆不仅办不成事情，而且有危险，这是不是有道理的呢？古代有古代的史实，今天有今天的例证。

　　吕日周调走时，数万人送行，舍不得他走。老百姓都知道，他一走，很多事情恐怕会恢复原样。一首民谣说：吕日周要调走了，舆论监督要瘫痪了，官僚主义抬头了，懒散作风又来了，所有的计划成空了，长治的希望泡汤了。

　　这首民谣还真有些预见性。今年4月，据报道，长治原市长张保犯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此前，张保的情人宋利，因贪污罪一审被判死缓。7月初，长治市纪委通报9起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件，案由多是受贿、违反财经纪律。9月，长治医学院原院长王庸晋和妻子、长治市政协副主席魏武因涉嫌受贿，被立案侦查。

　　后面的这些案件，与吕日周个人没什么关系，但也说明吕日周当初在长治推行的改革，早已人亡政息。个人可以用权力压倒积弊，但要永远革除，就需要法治。当韩非子的法制思想发展到为个人专断叫好时，已经是变态的人治，与法的本意没有多大关系了。建立一个不敢腐、不想腐的世界，靠个人，更靠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