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上周，在华东师范大学现身的张晓波，身份是第15届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长。对于这个中国经济学界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年度学术盛会，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的张晓波，虽然只在年会上为各位经济学界大腕们的演讲当主持人，但串场间的妙语连珠及对当今国际国内经济领域的风云变幻的拿捏，还是在不经意间显露出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敏锐洞察力。

　　有着美国康奈尔大学应用经济学与管理学博士学位的张晓波，1966年出生于河北省，本科就读于南开大学数学系，从2000年开始在联合国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工作，直至担任高级研究员。2012年作为国家“千人计划”人才，他被引进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范围包括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中国经济问题等。

　　人物观点

　　在本届中国经济学年会期间，张晓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表示，不太认同“中国经济学”这个概念。他说，经济学作为一种学术成果，应该具有普适性，就如同物理、化学，没有听说有“某某国家物理学”、“某某国家化学”。同理，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经济学家提供的理论应该是规律性的东西，是可以对全世界有参考与启示意义的。

　　张晓波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发展，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为研究经济学问题提供了一个富矿，并且也是对国际经济学经典论述在中国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实验室和验证场所。特别是中国始终坚持的“增量改革”，就是对世界经济学的一个特殊和重大贡献。

　　中国式储蓄  生儿子家庭更爱存钱

　　人口的性别比例竟然与储蓄率有关？这是张晓波和同事们发表的又一个最新报告，研究的是中国持续增长的性别比例与竞争性储蓄动机。

　　张晓波说，中国家庭储蓄率高企，很难完全由诸如生命周期理论、预警储蓄动机、金融发展欠缺或文化习惯等传统方式来解释，似乎存在一个全新的竞争性储蓄动机：随着性别比例的增大，为了孩子今后在婚姻市场上更具吸引力，男孩的父母们竞相增加储蓄，而这种储蓄压力也蔓延到了其他家庭中。

　　“跨地区的证据和家庭层面的证据，也都支持了上述猜想。自2003年起，虽然中国的养老金和公费医疗体系不断完善，但作为可支配收入一部分的家庭储蓄，在此期间高速增长。对此，金融体系发展欠缺也不能给出很好的解释。中国如今的金融体系的完善程度远胜于多年之前，但是储蓄率却不断攀升。此外，文化习惯等因素的持续性较强，在短时间内难有大的变化，因此同样不能解释中国储蓄率在过去20年中如此明显的激增。”张晓波说，这里面就应该有一种新的储蓄动机，比如，人们储蓄是为了提高在婚恋市场的相对地位。当性别比例（适婚男性数量与适婚女性数量之比）提高，有儿子的家庭相互竞争，提高各自的储蓄率，来应对来自婚恋市场的不断增加的压力。另外，因为如下两个相互抵消的因素，有女儿的家庭可能不会降低储蓄率：一方面，有女儿的家庭倾向于减少储蓄，将来利用女婿家庭的储蓄；另一方面，考虑到婚后家庭生活中夫妻双方的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受到夫妻双方财力的影响，有女儿的家庭不希望减少储蓄，从而避免女儿为人妻后受到委屈。这样两个因素对女方家庭储蓄决策的影响是相反的。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由于有儿子的家庭储蓄竞争可能推高房价，没有儿子的家庭受到房价的压力，也可能被迫储蓄。

　　张晓波认为，来自中国婚恋市场的压力持续增加，源于中国不断增加的性别比例失衡，适婚男性越来越难结婚娶妻。他说：“据我们所知，这或许是第一篇从婚恋市场解释中国储蓄率高企的文章。首先，我们检验了覆盖全国70个城市、122 个县的家庭层面的数据。尽管有儿子的家庭普遍比有女儿的家庭储蓄更多，我们并没有把这个结论本身作为支持我们假设的证据，因为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也会造成如上差异。我们发现的有力证据如下：在性别比例较高的地区有儿子的家庭，比在性别比例较低的地区相同的有儿子的家庭储蓄率更高。这一现象是我们猜想的自然推论，同时不能被其他针对高储蓄率的理论直接解释。我们还发现，在性别比例较高的地区有女儿的家庭和在性别比例较低地区相同的有女儿的家庭，他们的储蓄行为没有明显差别。这也印证了上面所说的女方家庭两个相互抵消的储蓄动机。”

　　在张晓波看来，性别失衡导致了很多不容忽视的一般均衡问题。具体来说，当性别比例提高，男性增加储蓄的时候，女性是否会相应的减少储蓄，预期在未来消费丈夫的储蓄？男性（或其父母）是否会竞相增加外在消费，作为展示个人魅力的信号？如果上述情况成立，储蓄率将会降低。

　　中国式动力  勤劳是致富重要原因

　　如今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排名世界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几十年高速增长的真正动力究竟在哪里？张晓波说：“最根本的，我觉得是人的动力，就是创造财富需要人。你看中国大街小巷到晚上12点商店门还开着，早上五六点钟到处都是卖菜的，这种工作精神是创造财富最重要的源泉。现在可以用两个70%的原则总结中国经济增长：过去30年里70%新增财富是由私有部门创造，新增的就业机会有70%由新增企业创造。有人拼命工作当企业家制造就业会，这是中国这些年快速起飞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为什么别的国家发展没有这么快，企业家的源泉又在哪里？”张晓波说：“经济学上一般强调三个因素。第一，是教育，可是这个也很难解释，如果到各个地方看平均教育程度和一般人群教育程度，我做了一个分析，调查了四百个企业家，平均教育程度几乎是一模一样，做企业家的人并不是受教育更多的人，所以这个也很难解释。第二，一般做企业家必须有钱，没有钱怎么办企业，主流的经济学家都强调发展金融业，中国以前从来没有做过小型贷款。改革开放之初，国有企业从来不给中小企业贷款，不给农民贷款。第三，是文化，中国人勤奋，勤劳吃苦，就想做企业家。”

　　在谈及“人的因素”和“劳动力状况”时，张晓波提出，对于刚刚步入中等收入的中国而言，其未来发展能否使其成功步入高收入国家，还是像拉美等经济体一样就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下我们的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以及相应的区域产业政策。他说：“我们知道，在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同时，我国经济也达到了刘易斯转折点，近年来沿海地区以及全国普遍发生的‘用工荒’现象，说明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不再是无限的，劳动力供求态势发生了重要转变。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如何处理好劳动就业与产业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是决定我国能否成功度过中等收入阶段步入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所在。应该认识到，虽然我国劳动力的供给不再是无限的，但是这仅仅体现在新增劳动力在逐渐放缓，而作为人口大国，其劳动供给的绝对数量依然庞大。特别是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还拥有大量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较低端劳动力，而保证这部分人的稳定就业，无论是从缩小收入差距、降低贫困人口，还是对于保障社会稳定，从而保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角度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式产业  集群化降低创业门槛

　　产业集群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鲜明特色。作为经济学家的张晓波，一直十分推崇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认为单从技术角度来看，产业集群就会给集群内的所有企业带来三大优势：临近市场、共享劳动力资源、促进技术传播。

　　“我在国外工作了那么多年，很多人问我，中国怎么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工厂？我1994年去美国的时候，到沃尔玛，能够看到来自中国的产品非常少，那时回国常买电子表送朋友，大家觉得这是最好的礼物。现在你去美国沃尔玛，80%的产品都是中国制造的。中国一下子怎么成为孕育企业家的土壤？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产业集群是孕育企业家很好的摇篮。”张晓波认为，产业集群到处都是，广东的集群做得非常大，几乎所有集群都是世界的采购中心和生产中心。国内的模式是一种产业集聚的模式，它肯定有内在的规律和活力。第一是靠近市场，广东有上千家专业市场，每个集群都有专业市场。如果做生意，单独在偏僻的地方做，你需要采购和销售，无形当中增加了很大的成本。如果在产业集群中，你就把销售成本、采购成本等全部弱化了，打一个电话别人就给你送原材料，解决了你上门采购的成本，也降低了销售成本。第二，在集群中看到别人做什么，你很容易模仿，这就降低了技术成本。第三，生产的东西可以分得很细，做一件衬衣可以分到千家万户，从裁到缝等都可以到各家各户去订购，这就把成本降低了，也使得千千万万的农民工有了成为企业家的渴望，因为集群降低了投资、技术和市场的门槛。所以说，集群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非常详细地分工，降低了每道供需的门槛，人群中的资金按这个线来排，这是钱最多的，这是钱最少的，你可以选择自己进入门槛，有钱的可以办物流公司或一体化的工厂，没钱的买一个三轮车或者买一整套作坊，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切入点，成为企业家，在大的实战中去锻炼自己。等到钱积累起来了再逐渐往上走，进入门槛更高的行业。

　　张晓波说，以集群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有助于中国的创业者克服在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中经营企业的各种障碍。而且，集群模式启动的成本较低，因为每个企业都可以只专门从事一个很窄的领域。在生产被很多企业分工进行的情况下，每个企业都可以有给客户赊账的机会，而它们也可以从供应商处赊账，这就缓解了融资的负担。同样，买家也喜欢集群，因为它们可以在一个地方找到所有需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