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沙船商人和贸易

　　大运河向来是中国南北经济交流的大动脉，河运，辅之以陆路运输是漕粮运输的主要方式，海运的创设，是最经济且比较便捷的通道，所以终元之世，海运不废。到至正元年（1341年），通过海陆运输的漕粮以达到380万石，较元朝第一次海运漕粮翻了九十多倍，可见当时海运漕粮的繁盛场面。当然，上海也在这一次次的漕粮海运中，一步步壮大发展了自身。 

　　明初承元之制，以海运为主，陆、河运为辅。到了明末崇祯年间，上海崇明籍的沙船商人俨然“侨居海上已三代”，更有南方各地船商汇聚上海，靠经营沙船业致富。沙船承载着各种货物，也承载着上海人与大自然顽强拼搏的冒险精神。缥缈不定的渔民船家生活，总是与风险联系在一起，然而，正是这种风险的环境，造就了上海沙船商人群体，上海的其他行业也依托沙船贸易发展起来，共同促进了上海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康熙年间，清政府把江海关由漴阙移至上海县城宝带门内，自此，北洋的沙船和南洋的鸟船皆进泊黄浦上海港，再加上长江内河来沪贸易的船只，上海成为东部沿海重要的转运贸易港口。可以说，沙船业和沙船所进行的南北货物贸易是上海最主要的产业，使其他相关产业与行业的发展有了依托和资本，这也是上海能在一个短时间内兴起和发展的最主要原因。直到今天，在上海市的市徽中还是留有沙船的图案。

　　宋末元初，上海出了两个大名鼎鼎的海盗，一个叫朱清，一个叫张瑄，《元史》里有他们的记载。朱清，是宋末元初西沙（今属上海崇明）人，字澄叔，少年时在一个姓杨的大户人家做家奴，后沦为海盗，与张瑄结伙贩私盐。张瑄，嘉定八都新华村（属今上海浦东高桥）人，幼年随母四处乞讨，乞食为生。这两个具有相似家庭背景的年轻人，长大后殊途同归，凭着他们的臂力过人，一起贩私盐，劫商船，称雄海上，酗酒赌博，乡人视为无赖。干着海盗的营生，实在是那个年代上海“冒险”精神的代表人物。

　　马背上的民族治理中国，虽然短暂，却“灵光一现”，可以说，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重商”朝代，商品经济在南北各地都十分兴旺，沿海和运沿线甚至相当繁荣，海外贸易发达。游牧民族对交换的需求远高于农耕民族，而商人在游牧社会中的地位亦远高于中原汉地。这一点在蒙古兴起的各个阶段的许多重要事件中都体现出来。隋唐以后，大运河的开发与贯通，成为维系中国大一统局面的政治纽带，像天津、临清、淮安、扬州、苏州等地更多“五方杂处”之民，作为历代王朝重要的经济命脉，运河在历代漕运中也发挥着难以估量的作用，但元代开创的漕粮海运则别具一格，说起来，其中还有上海先民的一份贡献呢。

　　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朝政府特别起用了两个上海人——海盗朱清和张瑄，利用他们熟悉海上生活，开辟海道运输以及海上运输的智慧与经验。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张瑄与朱清协同上海管军总管罗璧，通过海运将漕粮6.4万余石运抵大都（北京）。受到元代皇帝的特别嘉奖，擢为海道运粮万户、江浙行者参知政事，并赐钞版。目不识丁的张瑄，签署文书时只会以三个手指染墨画押，状如“品”字。这样一来，不仅“海盗”有“品”，连身份也漂白了，还在元朝政府里当起了主管海运官。据《元史》记载，朱清“至元十六年，随都元帅张弘范攻克崖山，升武略将军、佩金符。次年，擢管军总管。至元十九年，和张瑄开海道漕运，领海道中万户。”至元二十七年，朱清“运粮至151万石。掌海漕后，合家移居太仓，开刘家港海通，一时商船云集，琉球、日本、高丽等国商船进港贸易，有‘六国码头’之称。”俗话说，“盗亦有道”，这个快速升迁的职务相也许当于今天的海运局长哩。

　　上海的朱清、张瑄，最终的结局都不美妙，尽管做了朝廷的海运主管大员，甚至获得皇帝所赐钞版。什么是“钞版”？权倾一时，自印宝钞，子女、族人、家奴百余人封为百户、千户、万户。但朱、张二位，从大德六年（1302年）起，为江南僧人石祖进不停地告发，诉朱清犯有十条罪法。次年正月，被捕入京，查封家产，没收军器船只，最终朱清以头撞石而死。而张瑄则被枢密佥事曹拾得上疏参劾，诏斩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