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壮士”英名永驻

　　“九三大阅兵”前夕，夏世铎收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这是对于这位抗战老兵历史功勋的肯定和表彰。但作为现任西南联大上海校友会会长，夏世铎又在为另一件事情“纠结”——如今在上海硕果仅存的几十位联大校友中，有多位曾经作为翻译官被征召上抗日的前线，但这些校友都遗憾地未能领到这枚有着别样认可意义的纪念章。

　　经他多方联络并已和关爱抗战老兵组织确认，请他们协助，以敬赠特质纪念章的形式致敬这些特殊的抗战老兵们。

　　在西南联大旧址、现云南师范大学校园东北，“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已经在这里耸立了半个多世纪。纪念碑阳面的碑文，由著名学者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阴面的“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录”记录了800多位投笔从戎参与抗战的联大学子姓名。

　　西南联大校内曾有过三次从军热潮，包括抗战初期的从军热潮、应征翻译官和报名参加青年军。“题名录”里的“八百壮士”，其中超过半数参与抗战的方式是应征翻译官。

　　在这份“题名录”中的很多名字，后来因为其学术上的巨大成就而闻名遐迩，例如已故的生物学家邹承鲁院士，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和巫宁坤，后居台湾的哲学家、“五四之子”殷海光，当时他的名字还叫“殷福生”。此外，还有现任上海大学名誉校长的著名微波与光纤专家黄宏嘉院士。

　　命运交织的兄弟

　　中山公园旁的一栋新式里弄房子里，圆脸、白发和带着慈笑的缪中从三楼走下来。年过九旬的老人有些气喘，他徐徐地打开房门，打开一段尘封的记忆。

　　缪中和弟弟缪弘的名字，都在这份“从军学生题名录”上。尤其缪弘的名字排在第二位，后面还有一个括号，写着“殉职”二字。他是五位在抗战中牺牲的联大学子之一。

　　缪中出生于1923年，弟弟缪弘则比他小三岁，出生于1926年。在重庆，兄弟两人考上了著名的西南联大，缪中进的经济系，缪弘进的外语系，于是他们又结伴前往昆明。

　　1945年4月，缪弘保留学籍报考了军委公办译训班第七期培训，毕业后编入降落伞兵第八队第二分队任翻译员，先后在云南宜良等地服务。不久，他和20多位联大同学又被调至美军战略情报处作战组，接受跳伞训练，训练仅六个月之后，被分配到中美混合伞兵突击队。

　　而缪中略早于弟弟进入译训班，后被分配至四川纳西的迫击炮训练中心从事通信翻译工作。但直到抗战结束，这里的部队也没有上过前线打过仗。但从译员培训班毕业分别之后，缪中再也没有见到过和自己一起长大的弟弟缪弘。

　　1945年5月，驻广西的中国军队开始向日军发起全面反攻。7月，缪弘随鸿翔伞兵部队乘坐美国军用运输机从云南呈贡机场起飞，空降至广西柳州准备投入战斗。在8月4日的战斗中，缪弘手持卡宾枪进入阵地前列，不幸被敌弹击中，终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悲壮而悄然地陨落在深山荒野中。

　　93岁的缪中回忆说，战争时期通讯很不发达，写封信都不容易，所以在自己的部队里获知弟弟牺牲的消息其实已经隔了很久，至于其他的家人知道就更晚了。后来他拿到了弟弟的遗物——一块手表。如果缪弘没有牺牲，也许现在也已经子孙满堂？说到这个话题，缪中黯然，只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记忆不会被忘却

　　二三年前，宓祚昌不慎摔了一跤，从此无法行动自如。这位1919年出生的老人，坐在一把扶手椅上，神情有些迟滞地盯着电视机里的体育比赛。照顾他的保姆也已经年过七旬，这位湖州老太太拿了一块小毛巾兜在宓祚昌的胸前，老人的口水不断地从两侧嘴角里漏出来，落在口水巾上。从他身后的窗口望出去，就是热闹的新天地。

　　“我现在已经快100岁了，也算是活在人生的边界线上了。再过一两年也不知道我在不在了，过去的事情肯定更不记得了。”老人实话实说：“我在联大没有毕业，就去当了翻译官，之后再也没回学校，也没拿到毕业证书。”

　　43届机械系校友宓祚昌的抗战经历也无从了解，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有他后来在育才中学几乎教了一辈子书：“物理、解方程、制图……”满头白发的保姆阿姨补充说：“还教英语。”

　　当翻译官危险吗？今年5月，在上海小木桥路附近的一处“老公房”里，44届联大化学系毕业生夏培本笑言：“在缅甸的比较危险，我是在印度史迪威那边，而且是后方医院，所以不怎么危险。”

　　1944年夏培本穿上军装，在印度东北部边境、靠近尼泊尔的阿萨姆，他被分到战地医院的门诊部工作。这所医院原来是美国的费城医院，颇有名气，因为战争需要，全部搬到了印度，成了“第二十后方医院”。医院很大，里面的医生、护士都是美国人，伤兵基本是中国人，所以需要翻译官。

　　但毕竟是从军，怎会“不危险”？夏培本印象最深的是，坐飞机去印度，因为走的是“驼峰航线”，路上很危险。上去的时候他们都被关照，要把耳朵塞住。为了避免日军的骚扰，飞机飞得很高。“然后快速往下俯冲一段，这就到印度了。战争胜利后，我们坐了12天汽车回到云南，领了毕业证之后便就地解散了。”

　　令人遗憾的是，今年9月初，夏培本老人患病入院，虽然之后情况好转出院，但已较难与人交流，更无法再讲述当年从军的往事。

　　幸而，有一些“联大二代”留存下了父辈们参与抗战的记忆。

　　1977年1年，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从上海内迁到贵州遵义的44届机械系校友曹德模去世。但在30多年之后，旅居加拿大的长子曹宏杰竟以父亲在上世纪60年代末写的“认罪书”，还原了曹德模和同班同学吕新民投笔从戎的抗日经历。其中写道：

　　译员训练班没有受训期限的规定，学员们往往是根据当时需要而分配出去。家父和吕伯伯受训一个月后，就被分配到印度兰姆伽训练中心。（1944年）3月31日，出发那天中午，他们到饭店吃了一顿算是离别昆明的午饭，点了不少的菜，还破例喝了些酒，饭后同乘一架美军运输机飞往印度。当时盟军尚未完全取得制空权，为防止日本零式飞机的袭击，飞机不敢飞跃缅甸，改飞世界屋脊，人称之为驼峰的航线。结果，这顿吃得很尽兴的午饭，使得他们在飞行途中吃足了苦头。他们不知道乘当时的那种飞机不宜吃饱，而且美军运输机既无座位又无加压舱。飞机起飞后不久就不断爬升，颠簸得很厉害。美军机务人员都用上了氧气袋，机舱内的乘客则只能东倒西歪地坐在舱内的地上，耳膜刺痛，大口地呕吐，呼吸困难，吕伯伯后来回忆道，是有生以来最难受的死去活来的一次记忆……

　　如今，两位44届机械系校友都已作古，但他们的记忆，因为有心的子女记录整理，幸而得以留存。

　　西南联大，因为抗战而诞生，仅存在了9年，却培养了质、量惊人的人才，成为教育史上的奇迹。而昆明校园里的爱国精神和年轻人投军报国的往事，不应该也不会为人所遗忘。

　　摘自《档案春秋》1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