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城墙与城门

　　有城墙就有城门。据文献记载：上海县城墙周围长九里，城墙最初高一丈五尺，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和四十六年两次重修加高至二丈四尺，城墙外有城壕长一千六百余丈。最初有城门六座：东曰朝宗（今大东门附近），南曰跨龙（今大南门附近），西曰仪凤（今老西门附近），北曰晏海（今老北门附近）；为通往黄浦沿岸方便，另辟朝阳门（今小南门附近）和宝带门（今小东门附近）。另有水门三座：肇嘉浜横贯县城，东西各置水门一座，方浜在小东门附近入城，亦置水门一座。城东北处建层台三处：万军台、制胜台和振武台，后来在万军台上移建了南宋顺济庙的丹凤楼（在今人民路丹凤路附近），制胜台上建造了观音阁，振武台上建造了真武庙，亦称镇海楼。明万历年间又在城西北隅的一个箭台上建一小庙，供奉关帝，是为大境阁。这丹凤楼、观音阁、镇海楼和大境阁，曾为上海县城的四处风物名胜。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忠王李秀成率太平军挺进上海，同治元年（1862年），英法军队入城援助清军防守进行武装干涉。在英法军队的要求下，清政府同意在北门以东增辟一城门，方便英法军队与租界的联系，此门由李鸿章定名叫“障川门”（亦称新北门，今丽水路旧名障川路）。1845年以后，英美法三国先后在上海县城北面和西面建立起租界，此时的城墙已日趋成为城市发展经济与交通的障碍物。一部分士绅商贾有拆城之议，碍于当时守旧势力的极力反对，清政府采取折衷办法，于宣统元年（1909年），又新辟了尚文门（亦称小西门）、拱辰门（亦称小北门）和福佑门（亦称新东门，今人民路新开河附近）三座城门，这样上海县城最后共有十座城门。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军政府准予拆城。

　　城墙与城门如同一个城市的象征，有形的城墙可以拆去，但无形的城墙却难以撼动，它联系着上海大码头的兴衰和闭合，攸关上海的盛与衰，活与死。县城虽小，但市面做得很大。康熙时邑人姚延遴在《历年记》中说：“元朝市舶司原设于上洋，收海商之税……至今十五年矣。洋货及闽广货物俱在上海发客，小东门外竟为大码头，此又市面之一变也。”到乾隆年间，出入于上海港的商船更是“辐辏而云集”，据乾隆《上海县志》称，“自海关设立，凡远近贸迁皆由吴淞口进泊黄浦。城东门外，舳舻相衔，帆樯比栉”。时人叶梦珠在《阅世编》中也说：“往来海舶俱入黄浦编号，海外百货俱集。”清雍正七年（1729年）海禁完全解除，海区大开，上海的发展空间就更大了。苏松太兵备道衙门移驻上海，这无疑表明海禁解除后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上海的政治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自海禁既开，民生日盛，生计日繁，金山银穴，区区草县，名震天下”。

　　开放是上海城市发展的宿命：港口兴则上海兴，港口衰则上海衰；城门闭，百业凋零，城门开，百业兴旺。以后几百年的上海发展史，一再证明着这个规律。它说明上海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与上海港的发展有着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密切的关系。

　　苏松太兵备道的移驻上海仿佛是一个象征，意味着上海的政治地位也在发生着悄然无声的变化。到清代嘉庆年间，上海的繁华与富庶已经是蔚为大观了。清嘉庆《上海县志》曾经这样记述当时的上海：“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繁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沿浦闹市，北至洋泾浜口，南至薛家浜口，商旅猬集。沙船航海之业，有朱姓及郁姓、王姓、孙姓等富豪，世宗大族，有曹、陆、徐、乔诸氏。”县城内有街巷63条，城内及附近居民20余万，钱庄几十家，商肆店铺鳞次栉比，县城傍浦的大小东门外近廓之处更是热闹繁华。“言居民，则五方杂处，行帮汇集；言通商，则四处辐辏，水陆毕陈。”不仅在松江府所辖各县，即使在整个江南地区的县市中，上海的地位因海禁的开放而日益突出，远非昔日的滨浦横塘可比了。嘉道年间上海人曹晟在其所著《觉梦录》中称当时的上海县城“不更出于松城之上乎！自海禁既开，民生日盛，生计日繁，金山银穴，区区草县，名震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