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风俗中西合璧

　　江南丝绸业市镇及其四乡，从明中叶以来，逐渐把养蚕缫丝以及丝织业作为主业，作为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明中叶谢肇淛在《西吴枝乘》中说，蚕桑之事“湖人(指湖州人)尤以为先务，其生计所资，视田几过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代。江南的养蚕和丝绸业，逐渐由农民在农暇时的副业，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江南农民当然还是以农业为主，而大部分自耕农，对于田地里的耕种并不重视，种桑养蚕常常超过耕田的主业，无论是湖州的南浔，还是苏州的盛泽，那里的农民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养蚕和纺绸，这一年纺绸业如果兴盛，他们竟至于让土地去荒芜。南浔镇和盛泽镇的丝绸业兴盛于明末清初，这种现象至迟在清代中叶已臻于成熟，也正是这种现象，才支撑上海周边各镇丝绸业中心地位历经几百年而不衰，而“上海丝”才有源源不断的供货来源。

　　“辑里丝”在世博会上的表现，强烈刺激了西方买家的欲望，“世博会效应”开始发动。根据《北华捷报》记载，就在1851年伦敦世博会的当年，上海出口的生丝仅有20631包，第二年就升为54233包，1858年甚至达到85970包的历史性高位。绵长柔韧的“辑里丝”越过江南水网，不仅缠住上海，也缠住了世界的身躯。

　　上海地区风俗礼仪，因其开埠之后的一百多年，有其独特的经济、文化、社会因素的影响，有别于传统内地城市。1000年前，上海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海边聚落。及至南宋建镇、元代置县，它深受吴越文化的深刻影响，也鲜明地体现了宗亲血缘关系与道德伦理，这在那个时代民众的婚姻、丧葬、寿诞、祭祀、交往等各种生活具象中都有明显的表现。

　　鸦片战争打破了长期专制与封闭的中国社会，上海社会也发生急剧的变革，变革首先从风俗人情中表现出来。例如，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上海照明设施出现煤气灯。1864年3月，上海第一家煤气公司“大英自来火房”开张，1865年1月16日，上海法商自来火行成立，1866年8月15日，法商自来火行试装煤气成功。到1867年3月，法租界公馆马路、科尔贝尔路、辣厄尔路、孟斗班路、洋泾浜沿岸马路一带均装上了煤气灯。1882年（清光绪八年），照明设施又跨上一个新台阶，电灯开始在租界出现，人们在惊愕之余，沪上文人纷纷做诗填词，咏此作为新奇之物的电灯：“泰西奇巧真百变，能使空中捉飞电。电气化作琉璃灯，银海光摇目为眩。一枝火树高烛云，照灼不用蚖膏焚。近风不摇雨不灭，有气直欲通氤氲。”1875年（清光绪元年）上海有了第一家供水企业，悠悠苏州河，滔滔黄浦江，两岸居民一夜之间喝上了“自来水”，其在市民中的冲击力与震撼力是不言而喻的。开埠以后的上海犹如一个魔幻的“西洋镜”，几乎在所有社会生活领域都发生着深入人心的变革。

　　那个时代中国睿智的思想家们在激烈争论着“中学为体”还是“西学为用”一类的命题，还没有争论出什么名堂时，汹涌而来的西方物质文明裹挟而来，异质的波流搅动着平静的水面。中国也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文化从未间断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国家，中华文明尽管历尽沧桑，饱受磨难，却始终绵延发展、传承不绝，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遗产极其丰富，绘画、书法、音乐、舞蹈、戏曲、园林、建筑、雕塑、工艺美术、传统美食等，都有几千年的积累和伟大的创造，可是面对呼啸而来的西方物质文明，上海人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将社会风俗的各个方面都进行着“土洋结合”、“为我所用”的改造，形成中西合璧、不中不西、土洋结合的接受与传承，说到底，就是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对西方文化习俗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造，例如在婚丧习俗中，就逐渐打破单一的上海本地的习俗形式，出现了披婚纱、穿西服、坐轿车、拍婚照等别样的婚礼形式。在节日礼俗中，那种具有浓厚封建色彩和乡村气息的拜祖宗、祭神灵、祈钱粮、求子嗣、攘灾疫之类的活动得到改进。在饮食和服饰习俗中，类似于“西餐中吃”、“长衫马褂与西服并存”的方式并不鲜见。一些具有上海城市特点的娱乐游艺方式，如看戏文、听评话、逛商市、游公园、坐马车兜风等，则成了风靡一时的流行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