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儒学大家颜师古，曾经对《世本·作篇》里的颛顼时“祝融作市”作过这样一个注解：“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曰市井。”这是最早关于城市起源的解读了。

　　当然，那个时候的“城市”是简陋的，打水时井边换换小货品而已，基本属于“鸡毛换糖”的层面。慢慢地生意做大了，便有了《清明上河图》的规模，这大概是中国人对于城市最早的美好记忆。特别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上海世博会上，清明上河图活龙活现地动起来之后，汴梁的繁华盛景，便久久留存在人们心中。

　　城市会让生活更美好，这是肯定的。但是这个美好的旅程，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了快速城市化的阶段，已有7.5亿的人口生活在城镇之中。改革开放后的37年中，城镇化率从18%快速增加到了55%，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了653个。

　　快速进行的城市化，也常常扯着脚步。

　　一个就是城市建设缺乏合理规划。特大城市功能过度聚集、人口过度聚集，城市病集中爆发，接近资源承载力极限。而大批中小城市人口聚集度不足，人口净流出严重。一些城市盲目追求规模扩张，喜欢大拆大建，一味追求城市规模“搞大”，却忽略城市本身的内涵式发展。有的城市只顾着建高楼大厦，乐于搞大路大街大广场，却长期忽视对棚户区、城中村的改造治理，导致“锦上添花”处处花，“雪中送炭”不见炭。一些城市总是在“折腾”自己的规划，换一任领导就换一次规划。

　　另一个是很多城市的管理者长年只看地上忽视地下，对地下基础设施的改造不很上心。一下大雨，“城里看海”，一片汪洋都不见。一些城市只注重城市的视角形象，只图好看、漂亮，却忽视城市基础设施是不是好用，城市资源的配置是不是让市民觉得生活便利。

　　再一个是对安居乐业重视不够。很多城市的公共政策、优质公共资源习惯性地向本地户籍人口倾斜，而长年忽略对外来常住人口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这导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差距过大，城市里目前有近3亿人属于“半市民化”的“漂泊人群”。

　　还有就是，有些地方无视本地文化特色，盲目照搬国际经验，贪大求洋。一些小城市、小城镇简单照搬大中城市的建设风格、方式，导致千城一面，文化特色尽失。明明有着丰富的人文底蕴和山水特色，却偏偏热衷于“大裤衩”、“马桶盖”那类奇奇怪怪的东西，还不以为耻。

　　对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曾经有过长期的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前夕，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就指出，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必须要用极大的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上世纪６０年代初，为加强对城市的集中统一管理和解决当时城市经济生活的突出矛盾，１９６２年９月和１９６３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召开全国第一次和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这两次城市工作会议主要明确了对城市的基本认识。当时有人认为，城市是消费型的城市，农村是生产型的农村，这实际上是农业社会的误解。会议明确了城市定位，并强调城市工业要做好对农村的支持。１９７８年３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意见。

　　时隔37年后，本月20日至21日，中央再次举行城市工作会议，就是要在我国城市快速发展，每年城镇新增人口2100万人、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口之际，对城市发展和城市工作进行顶层设计。

　　会议提出的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是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切实做好城市工作的指南。

　　这个新的发展思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高楼大厦不等于城市现代化，人的需求才是城市建设的归结点。同时，“城市建设要以自然为美，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要大力开展生态修复，让城市再现绿水青山。“城市建设要有城市文化，要留住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基因’”。并且还要给城市“减肥”，不能让城市在虚胖中逐渐丧失活力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还要树立“精明增长”“紧凑城市”理念，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城市要足够安全，还要敞开城市胸怀，打破“农民工、外地人”的无形壁垒，更不应存在“富人区”“贫民区”的社会鸿沟。

　　中国的城市建设和发展，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

　　对于生活在上海这个特大型城市里的人来说，城市就是黄浦江上传来的声声汽笛，就是菜市场里流出的阵阵乡音，就是南京路旁泻开的荧荧霓虹。对于更多的城市居民来说，城市或许还有周遭的青山绿水，满树的翠柳莺啼，市井的红火买卖。最重要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城市与文化的融合，安全与便捷的一体。这一切，都将在未来的城市发展中展现开来。

　　那么，好的城市，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形态？那样的城市，“要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留得住市声，载得起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