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一项又一项制度诞生了

　　广州增城市制定出台的《增城市“失独”家庭养老扶助制度实施方案》规定，在广东省和广州市现行扶助制度基础上，每人每月增发1500元扶助金，使城镇的每月可获补助金达到1950元，农村达到1650元，为目前全国最高。江西省对采取辅助生殖技术的“失独”家庭最高补助八万元。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街道给每个“失独”老人免费安装一套援通呼叫器，老人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按钮呼叫，后台有工作人员二十四小时值班，再将求助信息反馈给街道的值班人员，值班人员会迅速派员前往老人家中查看；给每个“失独”老人配备一名心理咨询师，对老人进行心理慰藉和开导；每年发放一千五百元的居家养老服务券，老人可以用服务券支付洗衣店洗衣、理发店理发等费用；提供托管中心服务，老人可以住进托管中心，中心配备医生，并提供食宿等。

　　各社会组织也各尽所能，搭建起各种平台，为“失独”家庭提供最便捷、最贴心、最有效的服务。广州市妇联启动了“玫瑰计划”，专门为“失独”母亲开展活动，关爱“失独”母亲的心理状况。目前，已经建立起了十余个“玫瑰服务站”，吸引了近两百名“失独”母亲及其家人参与，定期为妈妈们开展活动。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发起了“‘失独’母亲关爱计划”，2015年，在北京建立“失独”母亲社区帮扶站十五所，2016年达到三十六所，由专业人员为“失独”母亲提供音乐理疗、心理咨询等服务，“失独”母亲们在服务站还可享受免费午餐，并进行技能展示等各种交流。此外，还将为每个服务站配备一辆健康巡诊车，为“失独”母亲和家庭提供义诊服务。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发起了“生育关怀”、“幸福工程”等活动。特别是“幸福工程”，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设立了669个项目点，累计投入资金近十二亿元，帮助近三十万名母亲脱贫，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公益慈善项目之一，惠及人数近一百三十万人，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失独”母亲。

　　还有一些地方建立了专门的“失独”家庭救助基金。一方面，国家及地方财政每年拨出足够数额的专项资金，作为“失独”家庭扶助基金的专项经费注入“失独”家庭基金账户；另一方面，卫计、民政等部门通过动员社会各界向“失独”家庭基金捐资，作为“失独”家庭基金的有益补充，在“失独”家庭遇到经济困难时，可得到及时的救助和帮扶。

　　还有的地方成立了“失独”家庭的心理咨询机构，由卫计、民政等部门组织心理专家对“失独”家庭成员进行心理辅导，帮助其逐渐走出“失独”阴影，将心理抚慰纳入社会保障。一旦有“失独”家庭出现，除了心理辅导外，还定期组织“失独”父母参加有益身心健康的文娱等社会活动，为“失独”家庭释放精神上的压力提供渠道。一项又一项制度在中国大地上诞生，一波又一波喜讯从四面八方传来。这些制度和喜讯都凝结成一句话——对国家有过贡献的人，最终都将得到人民的尊敬，得到社会的回报。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及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中国人口出现了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新特征。人口增长的快速列车就此启动，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大陆人口5.8亿，十一年后第二次人口普查增加到6.95亿，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猛增到10.08亿。有识之士无不为共和国如此快速增长的人口数量担忧，开始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我们将被自己的繁殖逐渐湮没。”著名经济和人口学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更是以《新人口论》直接向共和国谏言：必须控制人口。

　　共和国的领袖们皱紧了忧虑的眉头。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计划生育”一词就此诞生。此后，他又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人口非控制不可”。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也都不止一次作出了实行计划生育的指示。

　　1980年9月25日，以“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为主要内容的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正式向全国发布，几千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只生一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