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由新民晚报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主办的“市民读书会”在宝山区图书馆拉开帷幕。在“留住记忆，走进文化”的大主题下，首期嘉宾请来了中国画大家戴敦邦和作家沈嘉禄，为大家讲述“戴敦邦，为老百姓和他们的英雄造像”的故事。

　　讲座之前，本报和戴敦邦先生作了一场深入对话。“我一直把自己定位为民间艺人，这辈子过的也是民间艺人的生活。”这是戴敦邦先生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我们的聊天就从“民间艺人”这个称呼开始——

　　一

　　敦煌让我上了次大学 

　　“很多人不喜欢民间艺人这个称呼，认为民间艺人比较俗，但雅和俗是相辅相成的，俗中有雅，雅中有俗。我一直认为，自己就是个民间艺人。”戴敦邦说，这一切和他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有很大关系。住在弄堂里的戴敦邦从小对民间的东西情有独钟。幼年的他，每天放学后最大的兴趣就是去陆家浜路逛旧货摊，家里没有的东西，旧货摊上统统都有。学校附近的蓬莱市场也是他时常光顾的，市场上说唱的、卖梨膏糖、耍猴的……这一切都让戴敦邦流连忘返，也为戴敦邦后来的创作提供了大量养料。

　　不可思议的是，少年戴敦邦居然对弄堂口的棺材铺情有独钟。店里的老师傅用金漆在棺材上描绘出各种图案，有花草、动物，还有描绘苏武牧羊或二十四孝里的人物故事场景。别人远远看到棺材一角就很忌讳，避之不及，但戴敦邦却在放学后猫在店里，专心看师傅在棺材上绘画，直到掌灯时分绘画师傅手酸收铺，才离开。棺材铺里的绘画，戴敦邦百看不厌，能“妙笔生花”的老师傅成了当时他心中“最伟大的人”。

　　如果说童年生活只是个铺垫，那1979年的敦煌行，让戴敦邦真正爱上了“民间艺人”的称呼。“敦煌行让我上了一次大学，中国的民间艺人非常伟大。”那次，戴敦邦在敦煌呆了不到半个月。当时敦煌的条件不好，戴敦邦不可能像现在的学生拿着大画板临摹，“我们画的都是小速写，画得非常认真，都是趴在地上画。虽然石窟里面没有灯，但只要能看到的东西，我都会认认真真画下来。”这些民俗瑰宝震撼了戴敦邦，他说：“那时候的画工们都没有留下个人的名字，但他们留下了共同的名字——‘民间艺人’。”从那时起，戴敦邦把自己化为了民间艺人中的一员。

　　回到上海后，他下定了要多画传统题材作品的决心。戴敦邦曾在连环画中自得其乐，他觉得，画连环画对自己的成长影响很大：“连环画的艺术实践多，一个故事给你，怎么分镜头，怎么调动绘画手段，必须把故事画出来，给作者提供了大量实践机会。”

　　二

　　最爱画底层小市民 

　　真正使戴敦邦在艺术上成熟的，是画中国的古典名著，他说自己最喜欢画的是底层小市民的生活。所以，画《水浒》是最符合他兴趣的。“我没在古代生活过，但它跟现代的底层生活似乎是吻合的，所以我比较有把握。”戴敦邦很小就开始迷恋水浒了，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就曾努力省下饭钱，收集各种有图案和画像的香烟牌子，直至集齐了一套水浒108将的香烟牌子。“文革”期间，他常捡一些白纸的边角料，躲在墙角门后偷偷写生，画的就是水浒。“我生活在底层，《水浒》里描写的东西比较能引起我的共鸣。”

　　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播出后，曾有专家认为此剧的一大缺憾是，人物造型不够准确。后来，央视筹拍《水浒》时，张纪中专程到上海找到戴敦邦，希望由他来设计人物形象。张纪中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在戴先生寒冷的画室里，我怀着将遭到拒绝的不安心情说明来意，戴先生听罢，沉寂片刻对我说：‘此事必由我来做，没有报酬，我都愿意。没有其他原因，就是因为我太爱这部旷世名著了。’”接下来的一年里，戴敦邦推掉一切事务，北京、无锡、上海三地跑，潜心创作了80多幅作品。“我画的就是一幅宋朝风俗图，很多群众角色，依照的就是小时候在各种市场里看到的形象。”当画稿分批送到北京后，张纪中将画稿贴在墙上，剧组成员们无不为之叹服，戴先生准确地画出了每个人物的言行举止，从遴选演员到服装设计和造型化妆都以此为依据。

　　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用国画演绎《红楼梦》，这是一件前人从未做过的事。考虑到当时戴先生年事已高，编辑曾和他商量是否选用部分现成的旧稿，但戴敦邦坚持统统另起炉灶，240幅画全部重新来过。“当年完成英文版《红楼梦》插图时，受制于篇幅，只能表现某些局部，很不尽兴。”这次画《红楼梦》时，戴敦邦将上至皇妃国公，下至贩夫走卒都画了出来。为了准确画出各个人物的言行举止，又一次手不释卷地阅读《红楼梦》，反复琢磨。“在我的笔下，《红楼梦》中的人物都是一个个现实生活中的人，我把丫头、小姐都画成小姑娘，有的天真，有的任性，有的则多一些教养。”戴敦邦打趣道，“至于刘姥姥这样的人物，我画起来十分得心应手。”

　　在戴敦邦眼里，自己的画风实在、接地气，他最爱画的就是草根人物，这些年，戴先生还创作了《金瓶梅》《聊斋》《西游记》《西厢记》《长恨歌》等40余部大型画册。

　　三

　　用一只眼睛坚持创作 

　　2011年10月恰逢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出版社请戴先生为辛亥革命百年画一组人物群像。为了赶在正日子前交稿，戴敦邦闭门不出，没日没夜地加班加点，反复阅读相关资料，把历史背景、人物形象都吃透了，才下笔。他画着画着，居然痛哭流涕，为年轻的先烈哭。“林觉民死的时候才二十几岁，他那封《与妻书》，写得多感人啊！”当时，戴先生的眼睛本就已十分不好，画完这一组浸透了心血的人物群像，他永远失去了一只眼睛。不过戴先生一直说：“不能把一只眼睛失明的责任推给辛亥革命那组画，身体上的其他因素也许也是失明的原因之一。”

　　戴先生画室的墙上，顶天立地地挂置着戴先生尚未完成的巨幅画作《道德经》，画室的中央，放着一架折叠梯，戴先生每天在梯子上爬上爬下地画画。由于一目失明，另一只眼睛只能看到一部分光，戴先生再也画不了小画，但他仍坚持每天到画室创作，“我要靠手中这支笔，从老百姓看得懂的角度，画出以前只存在于典籍中的那个老子描述的初民社会。”戴敦邦笑着说，“可能真的是一孔之见了。我希望自己还能再画10年，画完《道德经》。”《道德经》涉及到不少人物形象，但戴先生也已无法再上街观察，他的办法是看报纸上的彩图。一张张报纸，被戴敦邦一张一张压在画上，逐一借鉴，这也成为戴先生与画室外喧闹世界的极少联系之一。

　　戴先生的画室里，至今都没有安装空调，“冬天？不冷啊！夏天？我也没觉得热啊！电扇？不行的，会吹动画稿的！”也许投入到创作中的戴敦邦，是完全沉浸在画作的世界中，天气的冷暖、外界的评价、世道的浮躁，都不会走进这间画室，他只想着，为后人留下更多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