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沈坚 1982年7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为该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主任并担任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副理事长等。主要论著有《维金时代：冲突与交融》《关于希腊化时代的历史考察》《地理大发现与人口大迁移》《古凯尔特人初探》《南意大利的诺曼征服》《古色雷斯人透视》《民族语言格局：历史的产物》《世界文明史年表》《前工业文明与地域性历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等。

　　跟读书一样，最能满足自己好奇心的，就是每日阅报。我的翻报纸习惯，是从念小学时开始的，大概四年级左右。中午放学回家，一出校门，撒丫子狂奔，跟同学比谁跑得快，一口气到家。一顿饭吃罢，也就把当天的日报翻看完了，那时看报光盯着国际新闻，对外部世界的事感觉新鲜，国内版却不大在意。所以，60年代的什么“肯尼迪遇刺身亡”、“多哥政变”、 “叙利亚政变”、“中苏论战”、“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访苏归来”，都记下了。随着论战的深入，连“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这样的长篇大论，也一本正经啃了下来。再后来，阅读面开阔，也关注国内新闻了……

　　一

　　家里一直订阅各种报纸，有的持续多年，有的订几年就停了，唯有这份《参考消息》，几十年一直没有中断过，从父亲到我，可说与之已有半世缘分了。我对《参考消息》的关注，约始于小学六年级或初一时。不记得是什么起因了，我从父亲的小书房里发现藏有一份这样的小报，是在书橱里码放着的，不像其他报纸，看完堆在外边走廊里。那时的《参考消息》，还讲究“内外有别”，订阅范围还受一定限制，什么级别以上方可，报纸的右上角印着“内部刊物，注意保存”之类的字样。父亲向来守纪律，什么都不随便乱放，文件内刊是放在写字台大抽屉里的，锁着，《参考》摆不下，只能搁在书橱里，而玻璃门必定关得严严实实。

　　我一开始就发现，《参考消息》是份与众不同的特殊报纸，它专登我感兴趣的国际新闻和评论，但凡外部世界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都有，好比一扇打开的窗户，将许多事件背后的原委抠得清清楚楚。不过，采用的却不是一般报纸刊登的新华社消息，而是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稿，什么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法新社、共同社的，还有港台报刊的文章。这同我们习惯了的叙事角度、倾向乃至文风，都很不一样，甚至还包含了一些批评性文字，那在当时可不是件小事，让我颇感神秘，更觉好奇。后来听说还有容量更大的“大参考”，是供高层专用的。但即使那份小小的《参考消息》，已经让当时的很多人觉得够开眼的了，这里毕竟刊载着一些主流大报少有或语焉不详的各色讯息。

　　“文革”前我在上海中学读初一初二住校，每逢周末下午回家趁父亲还未下班，便悄悄溜进他的小书房，拉开书橱门，动手翻阅起《参考消息》来。那份快活劲儿，赶上幼时钻到外婆屋里“偷吃”零食一般。快速浏览完一个星期的《参考消息》后，我再依原样摺叠好，放回书橱，神不知鬼不觉的，父亲后来始终没有察觉。看到点新鲜事后，周日晚返校，就洋洋得意地到寝室里给同学显摆，现炒现卖，胡吹一通。及长才知，那时有人就是因为透露了《参考消息》刊登的某些内容，竟被视为“泄露机密”，甚至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的。

　　二

　　“文革”大乱，大字报满天飞，动辄“揭老底”，似乎什么密都保不住，因某人的一两句话，斗得人家死去活来。而《参考消息》在这样的氛围下，却不知怎么反而开了禁，变为邮局公开发行，订阅范围也扩大了。上面大概要借此让革命群众拓宽眼界，以便“经风雨，见世面”。这么一来，看《参考消息》倒成了件堂而皇之的事，不必藏着掖着，我的兴趣也更浓了。

　　后来才知道，《参考消息》最初其实源自30年代初的江西中央苏区，那时将抄收到的国民党中央社电文编译为《无线电材料》，供中央高层决策参考。长征到陕北后，重又复刊，由新华社负责编印。后来随着人员、设备的逐渐增强，能够抄收到的外国通讯社电讯愈来愈多，内容也更丰富，于是就形成了这么一份以刊登外电外论为特色、用毛泽东的话说“天下独一无二的报纸”。实际上，不光战争年代，就是和平时期，讯息的广为搜罗，公众知情的欲望和眼界，也同样应该得到满足与确保。在特殊条件演化而成、国际讯息相对狭窄的封闭环境下，《参考消息》的存在，就变得极为可贵了。

　　三

　　下乡东北期间，精神文化极度枯萎，那时为了满足阅读之需，常不得不“搜索枯肠”，到处寻觅所有的纸质材料，哪怕是已经迟过半个月的各色报纸，都会仔仔细细从头翻到尾，所幸那时《参考消息》的发行范围已扩至生产队一级，谁都能看了。我兴味盎然，不但每份认真阅读，还对报上登载的很多资料加以详尽摘录，日积月累，竟有满满好几个小本子，像不少国家的经济统计数据，什么国民生产总值、钢铁产量、粮食产量、汽车保有量、造船吨位等，还有外国媒体有关中国经济、军事资料的估测。由于那时中国自己的很多统计数字是看不到的，相关讯息往往借助“出口转内销”，《参考消息》在这当中便起了无可替代的唯一桥梁作用。正是通过这扇窗口，我感知到了超越自身生存境域而活生生地存在着的那个广阔的外部世界，也由此进一步扩大了对本国方方面面的了解，因而，也就不大会去盲目听信什么“水深火热”之类的说辞。后来我读大学，留校教世界史，做专业研究，知识结构里就少不了当年啃《参考消息》积攒起来的那点底子。

　　下乡时看《参考消息》，信息量远大于普通报纸。记得1971年时在头版头条刊载了美国记者斯诺访华的大块文章，独家报道了毛泽东同他之间范围广泛的谈话，涉及中美关系、中国“文革”，既是向尼克松，也是向广大中国民众传递的重要信息。毛泽东首次对“文革”期间的“个人崇拜”和“四个伟大”表示“讨嫌”，就是从那里透露出来的，大报自然不便刊登。当时越南战争正酣，有关这方面的深度报道材料也很多。大约1970、1971年前后，有关美国向日本归还冲绳，连带生出钓鱼岛问题的争议，港台及在美留学生由此发起“保钓”运动的信息，也都是从那时《参考消息》的相关报道中首次得知的。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去世，举国同悲。由于“四人帮”的阻挠和压制，当时国内官方大报对追悼会和首都百万民众冒着严寒自发为总理灵车送行场面的报道极为有限，根本反映不出现场感人至深的气氛，然而看《参考消息》就不同了。那些日子里，每当夜阑人静捧读外电通讯稿时，字里行间流溢出的那份缱绻之情，常常催我泪下，不能自已。当时《参考消息》所能做到的，就是向公众如实传达着真情实况，真实的场景，真实的情怀。

　　四

　　恢复高考上大学期间，我一直很忙，每日课程、泡图书馆占去大部分时间，但是翻报纸、浏览《参考消息》的习惯，依旧未变，只是挪到晚自修后回寝室，利用熄灯前那一段时间。躺在床上阅报，终为快事一桩，也成了每日功课之一。不过那时寝室还不准许个人安装床头小灯，看书报须开大灯，有早睡习惯的同学往往啧有烦言，这很让我感觉不安。

　　五

　　历史和时政有极为紧密的关联性，今天国内外发生的事情，明日便成历史。不论研究历史还是时政，都讲求对基本背景、过程的关注与理解，厘清来龙去脉。《参考消息》与大报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可利用外电多侧面的深度报道，尽量客观地呈现事物的原始状貌，避免以一面之词误导读者。记得1999年科索沃战争发生时，《参考消息》就介入了对前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族和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矛盾冲突的报道，交代了此前发生的种族虐杀及引发的国际反应，所以后来看北约出兵干涉、战争爆发，就比较合乎逻辑，不觉得突兀了。这种对事件前因后果的连续性报道，能使读者的相关了解相对比较完整而全面，也就为后来事件的走向给出了必要的铺垫。反之，如果我对这一事件的了解仅仅停留在当时大报赋予的有限讯息范围内的话，由此得出的结论则很可能失之偏颇。后来我给学生开设的一门选修课中有关科索沃问题的讲述，有些资料便是取自于《参考消息》报道的。

　　在我的印象里，这份报纸一向是很受人们欢迎的，在一定的环境里，自然也需要有个直接来自外界的信息渠道。多少年过去了，从父亲开始，我们一直都是《参考消息》的忠实读者。即便时至今日，互联网纵横，而我对它仍还不舍不弃连续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