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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手工金属雕刻与工匠精神(上)
刘源隆
■ 上海银饼——中国手工金属雕刻的开端
  ◆ 刘源隆

  新中国成立后,奖章、勋章的大量需求为手工金属雕刻,这一1856年在中国生根的古老工艺造就了生长的沃土。然而,每一种技艺都要与时代磨合。显然,在与便捷、快速的电脑雕刻对垒中,最后一批金属雕刻工匠败下阵。手工金属雕刻是否就此消失,还是在经历阵痛后获得新生?

  坐落在北京西部的某电脑数控雕刻机厂,每天都接待很多客户参观。去年12月,记者走进这家工厂的厂房,当时工人正在演示操作一台雕刻机,把设计好的3D图纸输入电脑,机器启动,透过机床的玻璃罩,里面的机械臂高速运转,不时还自动更换刀头。很快,一个云龙纹图案的模具就雕刻完成。在参观者们一片惊叹与赞扬声中,也有人发现了问题,雕刻出的模具虽然精微细密,但透视关系并不准确,显得并不十分生动。

  如今这里的雕刻机已在全国广泛应用,它的迅猛发展,完全打败了一项古老的工艺——手工金属雕刻。

  原解放军1202证章厂,这一曾经直属总政治部的工厂,自成立之初就承担着各类军功章的制作。原厂长周体良对于金属雕刻有着很深的了解,“电脑雕刻现在是大势所趋,它太便捷也太精细了,但是相比手工雕刻,总是欠缺一种韵味,无论如何都称不上艺术。”在他看来,从技术角度或许电脑可以替代手工,但是这一工种蕴含的“工匠精神”的传承缺失,却是社会的遗憾。

  铁杵成针:

  工艺美术中难度之最

  自明朝中叶,中国的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催生了银两制度。但直至清代,这一制度一直不完善,各地银两成色质量标准各异,这就使大量的机器铸造的标准化外国银元得以在中国流通。

  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清政府终于意识到外国银元在华自由流通侵犯了中国的“利权”,便开始仿效墨西哥鹰洋开铸银元。上海首先产生了地方货币银元——“上海银饼”。“上海银饼”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应用手工金属雕刻模具,再压制而成的。“可以看出上面的文字极其俊秀,笔锋犀利,这要求雕刻者拥有深厚的书法修养,电脑标准字无法达到这种境界。”

  从此“手工金属雕刻”这一堪称雕刻中最难的工艺便引入了中国,此后它被普遍应用在钱币、徽章、军装等领域。

  很多人会将这种工艺与“金属錾刻”混淆。前者的目的是剔刻出“模具”进行金属产品的批量生产,后者是在金属工艺品上直接进行敲打成型,而难度也就此产生。周体良说:“‘金属雕刻’的对象是钢,属黑色金属,‘金属錾刻’的对象是金、银、铜等有色金属,钢的硬度比金银铜要硬多了;而且雕刻需要在钢材上剔除出图案,所用的工具得比钢还硬,錾刻是用錾子敲打软金属,工具要求较低。像木雕、核雕用刀子就能刻了。”

  而如何制作所用的錾子也就成了金属雕刻第二大难点。

  金属雕刻需要的錾子得是合金钢材,在旧中国,物资短缺,没有标准钢材的生产供应。“当时的老工匠们,一般都去废品市场买旧弹簧,将其锻打、拉直,做成各种形状的錾子。当时也没有砂轮,打磨弹簧钢,需要在磨刀石上一点点地磨,真正是‘铁杵磨成针’。”那一个工匠要打磨多少把錾子才能雕刻呢?“至少得有上千把形制各异的錾子才能保证在钢上雕刻出各种图案和文字。光是制作錾子一项,其过程就极为漫长,往往要靠师徒几代人的积累。”

  此外,这些錾子中除了几十种基本形状是标准的,其余都要工匠发挥想象力,去发明新的錾子,这样才能雕刻出新的图案。老话讲“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可以说一个工匠发明的錾子种类越多,它的手艺也就越高。

  学而不厌:

  铸就经典的“三大勋章”

  自1856年手工金属雕刻在中国生根,随后社会动荡、战争频发,直至新中国成立,奖章、勋章大量的需求给这一工艺造就了生长的沃土。

  清光绪年间,诞生中国历史上第一枚勋章——双龙宝星勋章;北洋政府时期的宝光嘉禾勋章、文虎勋章;国民政府时期的青天白日勋章、采玉大勋章等等这些工艺精湛的作品代表了中国不同时期的最高荣誉,这也让从事这一行当的工匠们的地位高于其他任何行业工匠,“当时这些工匠们都在银楼、印铸局、军工企业里工作,所有工匠中只有他们在工作时不穿工作服,而穿着丝绸的大褂,吃饭也是和掌柜的同桌用餐。”

  金属雕刻工匠的地位在新中国成立后仍旧受到极大的重视。50年代中期,国家根据这些工匠手艺的高低,为他们评定工资和级别。第一名陶炳衡,工资426元,跟毛主席工资相当,可以说是手艺人里的顶级。第二名恽金秀,工资385元。第三名刘振均,工资102元,而当时普通的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只有50多元。“这些顶级的工匠,从旧社会到新中国一直是单位里地位超然的人物,这就造成了他们技术越高脾气越大。”周体良感慨道,“他们非常不好相处,领导都得捧着他们。”

  但这些牛脾气的人,在面对不了解的领域,却显现出极大的谦逊。1950年,为满足新社会对于美术方面的需求,中央美术学院成立美术供应社。工匠们得到和美术界大师一起工作的机会。供应社设肖像股,吴劳、周令钊等为首的画家,绘制肖像油画;塑造股,包括泥人张第三代传人张景祜、参与国徽设计的雕塑家郭效儒制作各类雕塑;还有就是徽章股,由金属雕刻世家出身的刘振均从事模具雕刻工作,他们之间通力合作、相互学习为新中国工艺美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便是55授勋时的“三大勋章”。1951年,中国工业设计的奠基人郑可,带着当时最先进雕刻设备从法国归国。1952年,国家将这些机器交予中央美术学院美术供应社徽章股和红旗证章厂,联合成立北京证章厂。1953年北京证章厂便开始着手制作“三大勋章”。

  “‘三大勋章’由周令钊、常沙娜、张光宇等美术大家设计,郭效儒塑版,郑可的徒弟伍仕汉手工机雕模具,刘振均与恽金秀手工雕刻修模才得以呈现。”原北京模具厂雕刻工匠、刘振均的弟子刘燕群根据师傅的回忆说道,“这一由美术家与工匠的合作,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使‘三大勋章’成为难以超越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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