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词汇或说法，如果经常地、反复地出现，往往会造成思想上的盲点，说的人有意无意地讲，听的人心不在焉地听。我这里要说的是“民心”。

　　“民心”这个词汇，使用得相当广泛，也相当随意，在网上检索，现成的就有：构建起一张接地气、贴民心的全媒体问政舆论监督大网；唯有实干方得民心；惩治腐败是民心所向，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把民心工程做成暖心工程；精准扶贫暖民心；“趁喜打劫”劫走民心和口碑；村社区法律顾问暖民心受民赞；提升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

　　这些有限的民心组词，已经涵盖了舆论监督、工作态度、惩治腐败、民生工程、扶贫、工作方法、精神生活等等，面面俱到，包罗万象。一句话，“民心”得罪不起，不能与“民心”对着干，做对不起“民心”的事情。千百年来，在儒家传统思想的熏陶下，这已经是不假思索所能认可的基本价值观。

　　但韩非子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如果得民心就可以治理国家，那么伊尹、管仲就没有用处，只要听凭民众就可以了。

　　韩非子认为，民众的智识，就像婴儿一样，不可信从。婴儿如果不剃头，就会肚子疼，不挑破脓疮，病情就会逐渐加重。而要给婴儿剃头和挑疮，必须由一个人抱着，由慈祥的母亲为他处理；但即使这样，他还是哭喊不止。这是为什么，因为婴儿不知道吃点小苦会带来大的好处。

　　韩非子说，如今君王紧急督促开荒种田除草，为的是让民众增加收入，但是却被认为太残酷；制定刑罚，加重惩处力度，为的是禁止奸邪，却被认为太严酷；征收钱粮赋税充实仓库，为的是救济灾荒、供养军队，却被认为太贪婪；使国内民众必须知道披甲上阵，英勇善战，而不准私自免除兵役，为的是擒获俘虏，却被认为太凶狠。

　　但韩非子认为，上述四项措施，本是为了治国安民，可是民众却不欢迎。君王之所以要寻求圣明通达之士，就是因为民众的智识不能作为标准。想当初，大禹疏通江河，但是民众却用瓦石去填堵；子产要求开荒种桑，但郑国老百姓却予以责骂。大禹使天下人获益，子产使郑国保全，但都受到诽谤，可见民众的智识靠不住。

　　像儒家和墨家的那些传人是否比一般民众更具有智识呢？韩非子对他们同样不以为然。韩非子认为，孔子、墨子之后，儒家分为八派，墨家分为三派，他们对孔、墨的学说进行取舍，相互矛盾，各有不同，却都声称得了孔、墨真传，但孔、墨两人不能复活，叫谁来判断这些学派有没有真学问？

　　孔子、墨子全都称道尧、舜，但他们的取舍又大不相同，却都自称得到了真正的尧舜之道。尧和舜不能复活，该叫谁来判定儒、墨两家的真假呢？所以选拔人才时希图得到贤人智士，治理国家时指望顺应民众心理，都是造成混乱的根源。

　　可以清晰地看出，韩非子对“民心”的看法，与儒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大异其趣，也与后世“水（民众）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警示完全不同。

　　不过，很多时候，越是强调得厉害的东西，越是因为缺乏。比如儒家在强调“民为贵”时，恰恰面对的是“君为重，社稷次之，民为轻”的现实，而韩非子不过是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并且设法论证它的合理性。所以，“民为贵”的思想搅得震天响，但私下里，统治者都躲在被窝里反复研读韩非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