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潭”历险

　　1946年4月，父亲受中央委派，先期赴南京与国民党政府交涉筹备中共代表团办公住宿地点，选定了梅园新村。后来担任中共代表团副秘书长兼行政处长，负责财务警卫、对外联络……直到国共和谈破裂。

　　1946年6月，内战一触即发，中共南京代表团做撤离前的准备。国民党特务密谋冲击中共代表团驻地“梅园”。接获内线情报，父亲备了一些开水、石灰，安排了警力准备还击。周恩来考虑来的人中可能有不明真相的群众，不便还手，又怕父亲不肯放弃“反击”的机会，便将工作人员全部疏散出去，还亲自带着父亲去逛了莫愁湖，到新街口请父亲吃了冰淇淋。接着周副主席约见几位民主人士。因为那时候周恩来还兼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一般情况下特务不敢在公开场合胡作非为。所以选择在中山陵谈话。父亲在周边布下了警卫之后，发现台阶下面有一条比较背的小岔道照看不周全，于是父亲就让母亲带上6岁的儿子小虎和不满周岁的我，在岔道上警戒。母亲扮成游玩的少妇给孩子喂饭。当时父亲抓拍了这一情景。事后，父亲说：不知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他要给自己留一份“念想”。

　　很多朋友看见我的这张照片都说：“唉！你们俩应该拿着这张照片到各自的单位去申办离休，虽然你才半岁，但已经是老革命了！”而母亲却说：“哎呀，你们不知道当时我是多么的紧张呀！你父亲我是不担心呀，他在红岩村、南京那是很有名的。他和同志们保护周副主席，一定会没有问题的。我担心的是你们这对儿女。一旦出事了，你6岁的哥哥背着你，还能不能跑得出去，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们都知道，出现任何问题，首先是机要人员带着机要文件往后山走，接着是首长撤退；其次是家属和孩子；最后是你父亲带着其他警卫战士抵抗。那时候，我们就知道，随时要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包括你们这些孩子。不过我真的很担心，我真的怕你们这两个孩子出问题。但是我想，如果真的出了问题，我能与我的一对儿女一起走，这大概也是一种 ‘福分’吧。因为我们都是党的人！”这句话给我的震动很大。

　　转战陕北

　　1946年9月，代表团撤离时，因为父亲在重庆和南京等地都被视为是我方的特务头子，被列暗杀名单上。为避不测，在周副主席的巧妙安排下，父亲先护送撤离的同志们登机。这些人都已经国民党特务机关审查批准，而在起飞前一刻，父亲突然蹿进机舱，飞机即刻起飞。特务们干瞪着眼，无计可施。

　　回到延安后毛主席立刻把父亲调到了身边，做了他的行政秘书。1947年3月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的时候，父亲是毛主席的行政秘书兼任中央纵队（昆仑纵队）一大队的大队长、党委书记，主要负责保卫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二大队负责保卫司令部，三大队负责电台。担任中央纵队警卫的有四个连，但不足400人。一大队，即手枪连，其中仅有一个排的武装，一挺机枪。主要就是保卫中央常委和中央机关。

　　离开延安时，父亲有两天两夜没有休息，所以在吉普车刚开的时候，有点瞌睡。汽车一颠，差点儿把父亲颠下去，旁边坐着的毛主席立马把他给揪了回来。主席说：“老虎，你要小心啊，你差点儿就要掉到车底下去了。”父亲恍惚中知道主席在和他说话，所以就“嗯”了两下。坐在后面的周副主席、王震等人都大笑了起来。这一笑就把父亲给笑醒了。父亲暗暗责备自己：我是来保卫毛主席的，怎么倒要主席照顾呢？这样的事以后再也没发生过。

　　父亲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370天，整个中央纵队不足400人（包括炊事员、饲养员），真正能投入战斗的仅200人；而且很多装备还很落后；一些短枪、长枪还是长征时期的老枪。开枪时要拿石头去砸枪栓，砸下来以后才能打出一发子弹。沙家店大捷后装备才有了改进。但是就这样一支小小的部队，牵动着胡宗南23万大军在陕北的大山沟里转圈子。几次与敌人擦肩而过。父亲深感警卫工作责任重大，心里常会紧张。有一次主席在吃面条，父亲在旁边走来走去安排着警卫工作。陕北这个地方少雨，一走动就扬起一片浮土。毛主席看到就笑了，带着浓浓的乡音说：“老虎，我在吃面条啊，你不要给我撒胡椒粉哦。”旁边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也都笑了起来。紧张的情绪得以缓解。

　　在转战中，生活很艰苦，首长们与大家一样跋山涉水，常常来不及换下湿的衣服和鞋子又要转移。伙食多以黑豆等粗粮为主，一天两顿，还常吃野菜。首长们总是抢着吃粗粮，将少量细粮让给其他领导吃。几个月下来，大家发现毛主席瘦了，都很着急。炊事员就从老乡家里讨了点小米，做了一碗小米干饭给毛主席送去。主席看见这突然出现的小米干饭，就问道：“恩来有吗？弼时同志有吗？你们有吗？”当听到“都没有”时，主席说：“我怎么吃得下呀，拿走。”毛主席的脾气是说得出做得到的。最后炊事员没有办法，就把小米干饭倒在了黑豆饭里面。那天，每个人的黑豆饭里就多了几粒小米。在紧张的战斗中，领导们仍然让战士们帮助老乡们种地，坚壁清野。百姓们也不顾胡宗南的残酷反扑而掩护八路军伤病员。毛主席感慨地说：“陕北人民真是金子啊！”

　　在转战期间，所有的领导人都是挤在破窑洞里面，点着蜡烛工作。撤离延安时，主席带的是西北五万分之一、全国五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主席经常是在窑洞中一手执蜡烛，一手拿着红蓝铅笔弯着腰察看地图。同志们渐渐有了发现，主席察看哪里的地图，哪里一定打大仗；早晨收拾地图时，哪里的蜡烛油滴得多，那里必有捷报。一次，父亲他们发现在临沂、蒙阴、新泰、泰安一线洒满了斑斑点点的蜡烛油，果然，几天后我华东野战军解放了泰安，全歼敌整编七十二师，生俘七十二师师长杨文泉等将官7名……8月20日，伴着隆隆的大炮和枪声，毛主席对着前线指挥部的电话大声说：“我是毛泽东。”而不是一直说的“李得胜”，同志们心里激动且明白：毛主席说的“要走出去”的大反攻的日子终于来到了！离开延安不到10个月，我三路野战大军和西北野战军捷报频传并开始向南挺进。我军也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父亲十分感慨：这就是领袖们在小小的窑洞里举着小蜡烛，呕心沥血的成果啊。

　　这是父亲有幸在领袖身边生活战斗的故事。1948年到西柏坡后，全国已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党中央组织了大批干部送往各解放区。父亲主动要求离开中央机关到野战部队参加战斗，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许。毛主席说：“全国就要解放了，前线需要大量的干部。”周副主席还说：“进城后，把两个孩子送到我那里，我帮你照顾。”于是父亲主动以旅级干部到团里带队，参加了济南战役、渡江战役、淮海战役，解放上海、解放福建战役和闽北的剿匪，多次荣立战功……

　　摘自《档案春秋》4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