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前，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那幢黑砖白瓦的石库门里，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呱呱坠地。从那以后，革命的火种在茫茫黑夜中点燃，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依赖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定不移的前进方向，正如毛泽东后来说的那样：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参加一大会议的13位先驱中就有时代的伟人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毛泽东曾多次来到上海，他或许没有想到，上海拉开了他施展主张的序幕，他的冲天豪情、他的绝世抱负从最初火种的点燃到熊熊燃烧皆缘于上海。

　　壹

　　初次抵沪：送别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

　　1919年3月14日，毛泽东生平第一次来到上海。

　　此次抵沪，26岁的毛泽东是为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的湖南青年。早在1918年春，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便在湖南组织了新民学会，会员们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中国的出路问题。

　　五四时期的中国是个动荡的年代，大批有志青年漂洋过海，努力探寻振兴中华之路，赴法勤工俭学形成了一股波澜壮阔的热潮。新民学会的会员也认为“向外发展”可以直接研究西欧工人运动的经验，特别是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为此，毛泽东便与蔡和森等人积极组织起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

　　首批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将于3月17日从上海启程，《申报》为此还刊登了此次赴法勤工俭学的89位学生的名单，其中就有43人是湘籍青年，在各省的名单中占据首位。作为新民学会的负责人，毛泽东亲自前来上海，在3月15日参加了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51号环球中国学生会会所举行的欢送会，这次有300多名中外宾客参加的活动场面十分热烈，2天后，毛泽东和吴玉章等人前往杨树浦的黄浦码头与大家话别。自3月17日送走首批新民学会的会员后，毛泽东这一年在上海共送走了三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最后一批是在同年的12月16日，他从武汉绕道上海，为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人送行。

　　也许不少人会感到奇怪，毛泽东为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四处奔波，多方联络，那他自己怎么不走呢？究其原因，正如他在北京大学跟李大钊敞开心扉时说的那样：“现在中国太复杂，要做的事太多。去法国，去日本少说要两三年，大家都出去了，谁给中国做点实事？谁去把我们探索的思想付诸实践？我不想做个空谈的书生，中国的变革需要我们做实际的斗争，我想留下来……”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湖南学生联合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创办《湘江评论》，毛泽东任主编。而毛泽东在刊物上发表的最重要文章是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文章公开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它的影响，号召全国的工、农、学以及教员和妇女联合起来求得自身的解放。论文发表后的影响大到上海的《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也在8月13日转载了文章的内容，上海的《新教育》第五期还介绍了这篇文章的重要意义。此后，毛泽东的文章发表于湖南，而上海的新闻界总在与他遥相呼应。“五四”以后，由于军阀张敬尧在湖南实施残暴统治，毛泽东在湖南领导驱张运动。为了揭露张的罪恶，争取舆论的支持，毛泽东写了不少声讨张的檄文，又是上海的《申报》、《民国日报》等传媒相继刊登或转载了他的文章。

　　贰

　　建党前夕在上海：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驱张运动胜利在望，这时的毛泽东又思考起驱张以后的道路应该怎么走？1920年5月5日，毛泽东从北京来到上海，此行，他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拜访《新青年》的创办者陈独秀。当时，陈独秀和《新青年》在他的心目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是沉寂中的中国一面鲜艳的红旗。

　　到达上海后，毛泽东与三位新民学会会员同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坐南朝北的砖木结构房子里长达2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毛泽东经常到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去拜访陈独秀。在陈独秀的寓所内，毛泽东和陈独秀一起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以及组织湖南联盟的计划等重大问题，陈独秀也向毛泽东讲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这对毛泽东的思想转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后来在延安和美国著名记者斯诺交谈时回忆道：“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他谈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去霞飞路（今淮海路）花园里的《天问》周刊社访问湖南各界爱国人士，向大家布置驱张斗争和改造湖南的具体事宜，还在《天问》上发表了《湖南人民的自决》一文，“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的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这篇文章对激励全国民众救国斗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老渔阳里陈独秀的家里，毛泽东还认识了帮助陈独秀搞工人运动的湖南学生李启汉和李中，当了解到李中能够放下读书人的架子到江南造船厂去做工后，毛泽东相当兴奋，1920年11月26日，他给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罗学瓒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很想做工，在上海，李中君劝我入工厂，我颇为心动……”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民厚里的寓所内组织了一个“自修学社”，邀集了同住的李思安、张文亮等几位新民学会的会员依照工读互助团的办法，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过着一种共产党互助的生活。

　　当时毛泽东他们的生活是十分清苦的，寓所里一些简陋的旧家具都是临时租借来的，为了省钱，同住的几个人轮流做饭，他们每天用炭烧小行灶，架上铁锅，放少量的油和盐，吃蚕豆煮饭。为了维持生活费用，他们还帮人洗衣服，用这些钱买电车票出行。而毛泽东则把省下的钱大多用来买报刊。在他的小木板床上堆满了《申报》、《新闻报》、《长沙大公报》、《新青年》、《天问》、《湖南》等各式各样的书报。在昏暗的灯光下，毛泽东埋头苦读各种书刊，思考着改造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他深感在中国走政治改良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他非常赞同留法的蔡和森来信中的主张，即在中国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湖南驱逐张敬尧出境的运动胜利结束，毛泽东从上海返回长沙。毛泽东这次上海之行的收获是相当大的，促成了他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转变。他以后跟斯诺回忆这段历程时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叁

　　“沉着而有力量”是代表们对毛泽东的印象

　　毛泽东返湘后，与上海的陈独秀和李达一直保持密切联系。毛泽东开始着手创办文化书社。赞赏文化书社的陈独秀给了毛泽东最大的帮助，他为文化书社“信用介绍”，这样的鼎力支持使上海新青年社、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群益书社、时事新报社都免去文化书社的押金，优先卖书报给文化书社。由此，各种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新文化书刊都能及时地源源不断地传入湖南。其间，陈独秀写信给毛泽东，委托他在湖南筹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6月，李达郑重写信通知毛泽东，请他赶快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毛泽东接到通知后立刻相约时任《湖南通俗日报》的经理何叔衡一起作为中共一大的湖南代表到上海。6月29日傍晚，长沙的天气又闷又湿，黑云密布，眼看暴雨将至。毛泽东和何叔衡婉拒了朋友们送行的好意。这是一次秘密的会议，他们不能向任何人声张。不过，还是有人来送行了，是毛泽东新婚燕尔的妻子杨开慧。她提着一只小皮箱，里面除了有毛泽东日常换洗的衣服，还装满了他喜爱的豆豉辣椒和当地人推崇的吃了便能保平安的茶盐蛋。

　　此刻，毛泽东同样感慨万端，他想起婚前和开慧的儿女情长终究瞒不过老师杨昌济的眼睛，为此，父女间有了推心置腹的交心。“霞仔，润之的才华、韧性、抱负以及他的冲天豪情是我生平之所没见过的，可他不一定是个能给人带来幸福的伴侣啊。”开慧的语气平和中透着坚定：“爸，就看你是平庸日子里要低吟的叹息，还是狂风暴风中要那一声撼地的惊雷了。”杨昌济愣住了，他哪想得到这话出自18岁女儿之口？他喃喃自语：“真的长大了，自己认准的幸福苦也是甜，动荡也是快乐，艰难也是体验，因为你的义无反顾会成为你终身的追求。”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望志路106号楼下仅18平方米的房间里举行。犹如狂风暴风中那一声撼地的惊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必将震动中国大地。会议中，毛泽东除担任会议记录外，只作过一次发言：他报告了长沙党组织的建立情况、主要工作、活动方式和经验教训。讨论工人运动的形式时，毛泽东还根据自己的体会，坚决主张应把整个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表达了他早年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思想……他的汇报让人刮目相看，正如包惠僧说的那样，“我对毛泽东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如果要说话即是沉着而有力量。”而刘仁静则回忆道：“在‘一大’会议上毛泽东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

　　毛泽东十分看重“一大”会议，开会间隙他常在住宿的博文女校楼上厢房里低着头来回踱步，苦苦思索中国革命的问题，连代表们经过窗前跟他打招呼都浑然不觉。可当他放松时却与人相处得非常融洽。博文女校的校长黄绍兰的女儿黄允中当时只有7岁，多年后她回忆起来，还清楚地记得：“那时我和母亲都搬到楼底下住，我母亲不许我上楼打扰代表们，但我有时还偷偷上楼去玩。记得一次我走进毛主席住的房间里，毛主席叫我小妹妹，摸摸我的头，还给我糖吃。”

　　在毛泽东心中，一大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播洒火种的源头，他回长沙后告诉杨开慧：这是一次年轻人的会议，最年长的何叔衡45岁，最年轻的刘仁静仅19岁。15位与会者的平均年龄28岁，正巧是自己的年纪。以后改变整个中国面貌的中国共产党，就将由这群年轻人成立起来。

　　肆

　　三曾里、甲秀里，毛泽东第九次来上海的“家”

　　闸北区公兴路和香山路上有一条逼仄的小弄堂，里面只有三个门牌号，原来住了三户姓曾的人家，当地居民称它“三曾里”，却根本不知道这里曾是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秘密所在地。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举行，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成员，并担任中央局秘书。随即，毛泽东抵达上海，主持中央局机关日常工作。选址在三曾里是有原因的，看中的就是弄堂周围全是普通百姓，而距离北火车站只有几百米，四周道路纵横交错，与外面的通讯联系比较方便。

　　这幢二层楼的普通房子共有八九个房间，是办公场所，也是革命家庭共同生活的地方。毛泽东和杨开慧夫妇，蔡和森和向警予夫妇以及罗龙章一家共十几口人都曾住在这。他们对外称是一家，向警予是户主，大家合吃大锅饭。为掩人耳目，还在大门外挂上“关捐行”的招牌。

　　1924年端午节前，杨开慧和母亲带着2岁的岸英以及刚出生不久的岸青又一次来到了毛泽东的身边。“一家人”也很快从三曾里迁居到慕尔鸣路的甲秀里318号（今茂名北路120弄7号）。这是一幢两层楼的石库门，毛泽东一家住在楼下，蔡和森、向警予住在楼上。

　　住在甲秀里的大半年时间里，是毛泽东夫妇最安定幸福的日子：厨房里时常飘散出辣椒的香味，毛泽东一回到家便与儿子们嬉戏玩耍，杨开慧除了帮助丈夫整理誊抄文稿、料理家务外，还抓紧学习上海话，她常去小沙渡路（今西康路）的工人夜校为工人讲课。家，这就是家的概念，也是毛泽东为中国劳苦大众竭力营造的家的氛围呢。

　　毛泽东从“中共一大”这壮美生命起始的地方走来，这个与他数次结缘的上海处处留下了他稳重踏实的足印。毛泽东是用火种照亮中国的伟人，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