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比堆货，后来居上先腔调的“调”吧。

　　新疆人说起普通话，到了句尾音就翘上去了，句末还缀以“么”，好比川沙人的语末助词：“加”。《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到了他们嘴里，就是“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么”。其实是肯定句，很自豪，如同饭桌上甩硬话：“酒么、水么、喝么！钱么、纸么、花么”。结尾的语气应该+感叹号，但兴奋时引吭高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么》时，就像“疑古派”唱歌。都是“调”惹的祸！

　　再说腔，口型决定发音。大儿子读小学时，正值推广普通话，在校必须说普通话，说上海话属于“犯规”，老师公开鼓励学生举报不讲普通话的学生。在上海的学校里，说英文可以，但不可以说上海话。二十年后，等小儿子入小学，这一条禁令取消了。但现在的上海人，往往有住家阿姨，她们一般都是外地人。东家为了便于交流，不把阿姨当外人，在家不说上海话，随着阿姨说普通话，结果孩子们的上海话很“搭僵”，比如“我”，残留北方圆口型：“喔”，完全是新上海人的“口音”。说的普通话又掺入上海口音，变成了“塑料普通话”。

　　记得三十多年前的五角场是镇，郊区户口，我分配到那里工作拿郊区津贴。那里是大学与部队集中区，说的普通话都是用上海话音译后的“塑料普通话”，如“这个东西老不灵的”。过去“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天晓得。现在“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上海小朋友们说上海话”——怎么听都是新上海人的发音：“侬拔唔好不啦”，阿嗲啦娘，啥个腔调！

　　现在上海小囡说话，分不清是上海人还是新上海人。到外地旅游，分不清是新上海人还是新外地人，识别是否上海人的手法只能看身份证。在“新上海人，新外地人”的问题上，上海小囡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上海人以为他们是异类，外地人也以为他们是异类。“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因为上海闲话的腔调变了。我有个体会：上海人的后代，凡说“刮辣松脆”上海话的，基本都是外婆带大的，基本上住公房的。凡开口“喔”的上海人，都是保姆带大的，基本上住公寓的。公房与公寓，是两个层次，上海话成为识别器，就像三十年前的大学，同学之间说上海话的，那是地方普通大学；说普通话的，全国重点大学。

　　过去，是不是上海人，第一关就是上海话，若带口音，即遭排斥。邻居间的昵称：小广东、小山东。他们户籍在上海，但依旧有乡音。

　　小时候我住在鞍山六村40号，隔壁五村是公安局的家属院，较多旧上海的警察。旧上海的籍贯分工：福建人卖木材、安徽人开茶庄、江西人补碗、苏北人剃头、山东人做警察。所以，鞍山五村山东老太很多，拉着宁波老太的手“拉呱”（聊天）：“阿娘，喔刚把侬（山东上海话：我讲给你）听，你侬晓得吗？”你是北方话，侬是上海话，叠加在一起，甩不掉369口音（《七十二家房客》里查户口的老山东警察）。他奶奶的熊！

　　我主营教育，兼营养老，上游养，下游送，老少通吃，男女不分。养老院只投资、不管理；教育则亲力亲为、任劳任怨。写在纸上的是法律，写在墙上的是规矩，写不出的就是文化啦。教师之外，我还招聘管理人员，第一条“只做不说”的规定：员工必须是会说上海话的上海人，而且不是“大兴”上海话。这倒不是歧视。大兴上海话就是夹杂外地“口音”：“硬碰硬”变“昂碰昂”，“随便侬”变“举便侬”。因为做上海人生意，尤其服务业，有口音很犯忌。“辣块块”（苏北话）遥指苏州河以北地区，伊爿爿”（浦东本地口音）遥指黄浦江以东的本地人。上海家长能够容忍“洋泾浜”的外国话，却不能容忍“洋泾浜”的上海话。接待家长，开口“昂碰昂”的上海话，上海籍家长就会疑虑，以为这家教育机构是家政公司兼营的，那么，煮熟的鸭子也会飞走。

　　在上海从事针对上海人家庭的高端服务，普通话不标准不要紧，上海话不纯粹，“昂碰昂”断生意。信不信，“举便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