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西渡黄河

　　西路军幸存者、原上海市人大常委、邮电管理局局长何永忠这样回忆——

　　我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九死一生。当我在记忆的长河中遨游时，那交织着血与火的历史画卷，仿佛一匹匹临风嘶鸣的烈马迎面奔来，令我热血澎湃。

　　1932年10月，正是枫红谷黄的金秋季节，红四方面军来到了我的家乡四川巴中地区。红军一到，即高呼“打土豪、分田地”，开仓济贫，拯救了我们这些饥寒交迫的奴隶。1933年1月，我才16岁就正式参加了红军，成为四方面军11师33团1营2连的一名战士。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四方面军于1935年3月退出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由于张国焘（四方面军军委主席、红军总政委）不愿北上，分裂红军的阴谋，使我们3过草地、6次翻越夹金山、打鼓山和梦笔山等大雪山，牺牲了1万多名战友。

　　第一次过草地是1935年6月，从懋功经卓克基到阿坝。初入草地，顿觉空气稀薄，寒意侵骨，在那荒无人烟的腐草上到处是沼泽，一踩一脚臭泥，辽阔的草原风光却成了我们前进的屏障。当时因一、四方面军于16日在懋功会师，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主席看上去又高又瘦、头发很长，但双眼炯炯有神，和蔼地向我们挥手，我们因此对前程抱有很大希望，一鼓作气走出了草地。不料，张国焘竟违抗中央命令，9月带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一部向川、康、新少数民族地区跑，使我们第二次过草地，从阿坝查田寺返回，翻越大雪山，向天全、芦山一线退却。雪山上终年积雪，阳光照耀下的冰川射出炫目的银光，许多战友长眠在山顶上。这次过草地，我们心情压抑，不知路在何方，给养又供应不上，我们只得挖野菜、草根，煮皮带头，找鸟和牦牛粪里的谷粒充饥。这时我们已是衣衫褴褛，在严寒中瑟瑟发抖。大批战友走着走着，就陷入了沼泽，或是躺下去就永远醒不过来了。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啊！

　　党中央粉碎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阴谋后，我们第三次过草地，从泸霍经色达，再至阿坝，直插甘肃的岷州。在草地上，我们与二方面军相逢，我见到了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王震、肖克等首长。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从而结束了长征。那天的庆祝场面太感人了，我们这些与几十万白匪军浴血奋战的幸存者，无不骨瘦如柴、衣不蔽体。我们拥抱、欢呼、流泪，让被炮火熏炼的军旗，在西北高原的猎猎金风中高高飘扬！

　　长征结束后，我们满以为可以争取国内和平，北上抗日了。谁知风云突变，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传达指示，制订了《宁夏战役》计划，即组织西路军西渡黄河，远征河西走廊，打通国际路线，向苏联靠拢。于是，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政委陈昌浩率领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5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9军（军长孙立青、政委陈海松）共有28000名红军（号称3万）强渡黄河，孤军深入人生地不熟的大戈壁。

　　这冒险的一步，葬送了经过长征考验的西路军。

　　然而，当时全军将士士气高昂，在奔腾的黄河边整装待发。我也被编入30军主力88师268团。10月27日夜，我站在河边极目远眺，黄河浊浪排空，声如雷鸣，对岸的光秃山峦在星光照耀下重叠纠缠、起伏不尽，山上山下都是黑黝黝的敌人碉堡。

　　这里是黄河天险靖远县虎豹口，我们的师长熊厚发与徐向前、陈昌浩、程世才、李先念一起选择这个古渡口，并由熊师长率268团强渡。我方以迫击炮和机关枪掩护，几十艘木船和牛皮筏子冒着敌军的炮火前进，很快强渡成功。至天明，我们已全部过了河，从此踏上了悲壮的历程。

　　部队过了河后，上级才宣布我们是西路军。凡读过《孙子兵法》的军人都知道，没有后应的行军布阵，称之为绝地和死地。这河西走廊的一边是黄河，一边是大戈壁，西边是飞鸟不过的祁连山，从古至今孤军入此，没有不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