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大学之前，我就知道“戴厚英”这个名字了。上世纪70年代前期，《文汇报》讨论短篇小说《长在屋里的竹笋》，很是热闹，最后的总结性文章就是戴厚英写的。考上大学后，得知《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一课的授课老师竟然是戴厚英，我心里很是兴奋。这时我已经领略过戴老师的风采了。那是一次座谈会上，戴老师即席背诵了苏东坡《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然后说，照阶级分析的观点看，苏东坡不是大地主吗？他老婆不是地主婆吗？但是我们怎么从这首词里读出共鸣了呢？只几句话，戴老师就给了我们许多启发。寒假后，戴老师上课了，开场白是：“一个春节，我在家乡成天吃吃喝喝，请客送礼……”幽默风趣，同学们一下子就来劲了。戴老师讲马列文论，总能结合刚刚过去的十年浩劫的事实，谈她自己的体会。我记得她讲过：生活像一口坩埚，把什么都扔在里面煎熬冶熔，然后舀一勺给你尝尝。你分得出是什么滋味吗？你只能说它五味俱全！还有一段话我也记得：虔诚的修女如果认识到上帝是她自己创造的，她会不会发疯呢？

　　但是戴老师那个学期的课程没有讲完就病倒了，她请蒋国忠老师接替她。一次蒋老师讲道：当丈夫戴着锁链见到分别十八年的妻子时，妻子该先吻锁链还是该先吻丈夫？我走神了，我想，如果是戴老师，她会怎样演绎这一段呢？

　　戴老师病了，几个同学一起去探望她。彼时戴老师的《人啊，人！》正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我们除了问病，自然就是谈这本书给我们的巨大冲击。我拙于文学评论，不敢发言，偷偷在一旁打量着戴老师的“家”——这是作协小洋房外汽车间的楼上，只一间小屋，简单的几件家具，壁上墙皮已经剥落，斑斑驳驳形成了奇怪的图形。《人啊，人！》几次写到这间屋子剥落的墙皮。“我是该好好粉刷一下了。”这话不知是小说语言，还是戴老师那天说的。

　　戴老师平时喜欢和学生聊天，我们也常在系里见到她与其他老师谈笑风生，她是个非常活跃的人。她奇怪我们怎么会读书读得面色青黄，说自己“轻轻松松，玩着就把书读了，还健健康康，脸色红彤彤的！”我们自然只有惭愧。

　　有一年快要考试了，戴老师和邓牛顿老师正好和我们几个同车回家，一路上说到了考试。有同学说自己只有考八十分的把握，我说只有考七十分的把握。戴老师说，七八十分不是很好的成绩吗，你们担什么心呢？我们老老实实地回答，要当“三好学生”，一个硬性指标是考试课程必须九十分以上。不料两位老师异口同声地说：“那就不当这个三好学生嘛！”这句话对我简直是醍醐灌顶！就是在两位老师的启发下，我才认识到努力学习争当三好之类，其实是学习目的的异化！这句话从此在我心里扎根了。可惜我自己当教师几十年，除了对儿子，从未跟学生讲过这个。与我的老师比起来，我怎有那样的格局襟怀，怎有那样的大气洒脱啊！

　　倏忽二十年了，又是一年开学时。亲爱的戴老师，您，如今可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