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的有些问题，是大人们永远都回答不上来的。诗人的问题也一样。

　　在读到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疑问集》之前，我以为泰戈尔，鲁米和纪伯伦三人才是对那些孩子式的问题最有发言权的。可是，聂一些貌似傻傻的问句，刹那间软化了我早已干燥硬化许久的目光。其中有几句，乍一瞅特别不讲理，譬如：“为什么哥伦布未能发现西班牙？对每一个人4都是4吗？所有的7都相等吗？”又或者：“真的吗，忧伤是厚的，而忧郁是薄的？”这话问得，天知道，不是吗？还有一部分与自然界有关：“蝴蝶什么时候会阅读，它飞行时写在翅膀上的东西？树根如何得知它们必须攀爬向光？一只猫会有多少问题？在天籁之中大地的歌唱是否像蟋蟀？”记得他有一次被采访时，这样阐释自己的写作观：“身边非手工制造的东西最好越少越好，我手指受伤后发觉诗歌应该用手来写，因为打字机把我与诗歌之间的亲密感割裂了。”

　　假使没有弄错的话，这种之于“物”的亲密感素来是诗人们的天赋之一。海德格尔在《物与作品》里曾板着面孔说：“物之物性极难言说，自器具的宁静是在一种‘可靠性’里的，如此我们才发现器具真的存在.....”然而，波兰诗人米沃什对自己孩提时代的回忆就幽默多了：“那些会跑、会飞、会爬、会生长、能看到触到的东西，都让我快乐，偏偏这词语太枯燥了。直到有一日——当在自然界找不着足够多的样本时，小小的我开始在笔记本上用学气十足的科、种、属组成一个复杂的新物种，乐趣由此而生。”他俩说的，好像是同一件事噢？

　　上世纪一种在法国兴盛的文学体裁，恰好让诗人们的想象力获得了绝佳的载体，那就是散文诗。1842年早夭诗人贝特朗的遗著《黑夜的加斯帕尔》出版，自此这类片断章式的写作在波德莱尔、马拉美与兰波笔下与一种流派密切相连。而他们之中做得最完美，也能让我瞬间折服的，当属弗朗西斯·蓬热。

　　先瞅瞅他是如何描绘司空见惯的木条箱吧：“常见的有缝隙的小木箱，用于运输稍不透气就肯定生病的水果,木条箱装订简单，用完后不花力气就可以砸烂，它的用途是一次性的。比起装在里面的酥软易化的食品，它的寿命短多了，在通向菜市场各街道的犄角旮旯儿，木条箱闪着白木谦逊的光，依旧簇新，稍稍惊诧于被扔进垃圾堆后无可挽回的别扭姿势……”

　　这般对事物的观察，不正像是孩子般调皮而叛逆的目光吗？还别说，每每都能触及本质咧！于是收获的结论总比我们要轻松乐观。难怪有人说，在蓬热之前，还没有哪位作家会真正将注意力集中到那些琐碎的物件上呢。他还煞是有理有据地虚拟出“水的座右铭”：“它歇斯底里般地惟重力是从，为了服从重力，它拒绝一切的形状。它回旋、渗透、绕弯，人们随便怎么处置它都行，不过重力这种垄断性的影响力遭到了太阳和月亮的嫉妒，当水分散成浅浅的水洼，便没了抵抗力。”瞧，多有道理，毫无破绽！

　　认真地说，不管聂鲁达还是蓬热，都在从本质上在抗拒一件事：人类给事物作标签的习惯。由于过于先验的意识会出问题，人们发明了标签，利于知识的总结与传递固然不假，可标签愈细致，边缘就愈加僵硬。对于变化着或捉摸不定的神秘事物，标签的办法更是无力的。当近代思想家竭力避免“把有限毫无节制地上升为无限”，以期将浮想翩翩的人从无限拉回到有限来时，诗人一如既往坚定地站在了用力之反面。最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以有形有质的物体作论题来争驳，竟然比无重量的形而上概念之搏斗轻盈曼妙许多！

　　诗歌的轻与哲学的重两相抗衡，使得这些奇问不再是打哈哈。某种意义上说，还捎带出了一个古老而艰难的设问：观察者的角度，比事物本身的存在属性，孰为先？我想，大概还是大物理学家玻尔说得公允：“在伟大的存在戏剧里，我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可别忘了哦，在一岁时的优势是，总有数不清的科学家、哲学家或诗人主动愿意教你；而当一百岁时，那些关于此世界的同一批问题会再度浮现，但这次，得由你自个儿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