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唱起了挽歌

　　灵柩平放在地上，人们低头透过玻璃罩就能看见鲁迅的遗体。玻璃罩棺椁晶莹透亮，庄重豪华，宋庆龄为此花费了一笔钱。于是，一些小报记者讥嘲道，鲁迅一生勤俭朴素，死后却盛敛如此豪华的棺椁里，违背了鲁迅的准则。宋庆龄淡然一笑，她与鲁迅的深情厚谊，无法以金钱物质来衡量，为了死者，也为了活着的人们能再看一眼这位战士，花笔费用算什么呢？

　　在遗体陈列的当天，前来凭吊的人不多，三三两两文艺界的人和青年赶来瞻仰遗容，空旷的吊唁大厅里显得格外冷清。胡风、黄源、萧军等人负责照料遗体。自黎烈文拒绝担任治丧处长后，胡风他们身上的担子更重，群众瞻仰要有人负责签到，花圈、挽联须登记，事无巨细，均落在他们肩上。深夜，劳累一天的他们，在遗体前面的地毯上打起地铺，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后两天万国殡仪馆人流不息，签到处的名册上留下了数以千计的瞻仰者的姓名，尚有许多不知姓名的凭吊者来去匆匆，为的是最后望一眼先生。瞻仰者中有工人、店员、职员、学生、教师、记者、编辑、文艺家，其中不乏与鲁迅毫不相识，甚至连他的著作都没读过人的，他们仅知道死者的名字，鲁迅——民族精神浓缩的体现，这已经足够了。相识与不相识，读与没有读过他的书，显得并不重要。

　　10月22日下午1时许，人们从都市不同的角落来到草木萧瑟的万国殡仪馆，人流中出现了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郑振铎、叶圣陶的身影。胡愈之默默地走在救国会领导们身边，边走边吸着烟，他将在鲁迅墓地致简短的悼词。此时此刻，他既不能公开代表中华苏维埃，也不能代表救国会，他在这个组织中没有任何职务。他常常是这样：在事业初创时有他的身影，事业发展了壮大了，却没有留下姓名悄悄离开了。

　　2时，黄源、巴金、黎烈文、胡风等十四名作家抬起灵柩。刹那间，悲痛的泪似涌泉，呜咽、嚎啕一片，无数双手争相触摸棺木。灵柩抬上殡车，足足耗了半个多小时。人们不愿他离去，呼喊着他的名字，就像他唤出人们心声一样催人泪下，撼人魂魄。

　　灵车缓缓启动，朝西郊万国公墓驶去。车后紧随着宋庆龄、蔡元培以及救国会的领导们，他们走在这支近万人组成的队伍前面，身后的社会各界民众手持白色小旗，唱起了挽歌：“你的笔尖是枪尖，刺透了中国的脸。你的发言是晨钟，唤醒了奴隶们的迷梦。在民族解放战斗里，你从不曾退却……天空中飘坠下纸片，不是什么冥钱，印着鲁迅生前救亡的主张。”送葬队伍足有两里多长，巴金等一些作家自动分列维持秩序，《八月的乡村》的作者、东北汉子萧军任总指挥。整支队伍秩序井然，气氛肃穆，像股铁流由胶州路流入爱文义路、静安寺路、大西路、中心路到达虹桥路。

　　途经租界时，不少印度巡警驻马戒备。举行出殡游行已由殡仪馆向租界巡捕房办了法定手续，没有发生意外。折入华界，警察局派出了许多军警，荷枪实弹地站在马路两旁，一些读过鲁迅著作、知道鲁迅的警察，哼起了挽歌，掉下眼泪。对于富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来说，不能不流泪。1936年的中国岌岌可危，不说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伪蒙军点燃百灵庙战火，狼烟翻滚、烽火未熄；就是中国的经济命脉——上海，日本兵驾驶坦克车、装甲车不时驶出虹口租界，在人们眼皮底下示威。1936年中国上空闪动着刀光剑影，传来刀刃相击的铿锵。

　　浩浩荡荡的队伍行至哥伦比亚路与虹桥路的转角处，人行道上站满同文书院的日本学生，他们身穿整齐的黑色制服，白色长袜，伸长脖颈观望，发出“中国出了一个大作家，有这么多人给他送葬”的感叹。日本学生没有理解，也不可能理解这送葬的真正意义。

　　队伍中爆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呼声，群情激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本应是1936年中华民族发出的最强音。但是，南京政府禁止使用抗日口号。于是，报端常出现以某国代替日本的怪事，救国会成立时不能用抗日救国会的称谓，因为抗日会滋生出事端。泱泱大国遭人践踏、蹂躏，竟孱弱到不敢提及侵略者的国名，岂不是民族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