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去拜访徐中玉先生。进了门，他第一句话竟是：“实在对不起，我记不得您了，请先写下尊姓大名。”要知道以前，他可是一见面就叫我“晓军、晓军”的啊。我知他患脑萎缩症已有多时，顿感不好意思，不是因他记不得我，而是因我好久没去见他。该说实在对不起的，是我才对啊！

　　中玉先生容貌清矍，行止沉稳，加上平时不苟言笑，给人以不怒自威的印象。实际上他性格和善、谈吐亲切，之所以能不怒自威，我想根本在于他的学问与思想，就算不发一言，也令人既敬且畏，正所谓“望之俨然”；如今对着他有些迷惘的眼神和笑容，更可感“即之也温”；至于要我报上名来，这便是“其言也厉”了——这个“厉”字，是认真不糊弄、正直不苟且的意思。

　　据说脑萎缩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前症，是一种不可逆的失忆症，1906年才被发现，只比中玉先生的诞辰早了九年。看来人类忙于在身外世界留下痕迹，却疏于对脑内世界痕迹的保护。从童年到中年，记忆总体处于累积的阶段；从中年到老年，记忆则基本处于丢失和找回的过程。当一个人愈来愈爱忆旧述旧时，就已进入了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丢失的会越来越多，找回的会越来越少。

　　“哦！晓军、晓军！”看了我的名字，中玉先生朗声笑了，显然，他找回了一些记忆，也显然，他没能找回更多的记忆。

　　我也开始找回我的记忆。早在求学那时，我就读过他的文章；后来他任作协主席，我又常听到他的发言。无论是文是言，每次都为他学识的深广、思维的缜密、实证的到位、表述的充分而折服。正因此，了解他的求证过程，往往比得知他的最终结论更令我欣悦。尤其是，与他宏大系统的历代文论研究成果比，他对《艺概》《人间词话》《饮冰室诗话》等随笔式文论，包括苏轼文中散论的解析和推崇，最令我心动。他对《艺概》评价尤高，说此书绝非抽象空洞的“文艺概论”，而是看似零散片段、实则系统严密的大著，进而提出“短短几句话便谈出精微的道理，思辨寓于鲜活的比喻之中，是中国特有的、不可轻看的理论形式”。我感到他正是通过对历代文论巨作与散论的细考、精比和综合分析，这才能全方位地总结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特点——即审美的主体性、观照的整体性、论说的意会性和描述的简要性。我更感到他对理论与创作的关联必是彻悟的，即谈艺论文也须如作诗谱曲，既要“取心”、又要“拟容”。取心只合一道，拟容则宜多样，而他又曾说过“文论如能兼有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岂非更好”的话。我终于信服，原来随意、精短、带有比喻等文采的理论，最合中国人的记忆方式，最不易丢失，也方便找回。

　　中玉先生教书一生，将巨量的中国文化记忆，连同自己获得这些记忆的法则，尽可能地传予学生们。他很早就提出加强青年的人文素质教育，为此编修《大学语文》。仅从前后九版、两千多万册的总印数看，便可想见他用力之重之久，该书的影响之大之广。他更为此书能成为大学的必修科目而呼吁、奔走。感叹之余，我以为传统文化的无用之用，未必都从“必”修“选”修中来，更是大可以从“自”修而来，这个“自”字，自然带有“觉”的前提。如他所说，凡学者都是自学的，绝不在于他是否进过高校的大门。

　　推而广之，此事关乎整个中华族群对文化记忆的自觉。在我看来，个人的记忆是分段的，前段的许多事情能够牢记，越往后段越易遗失，直至即说即忘、即做即忘。但民族的记忆，至少是中华族群的记忆，正好相反。于是外语比中文说得流利、打字比书法用得熟练、看过几百部电影却从未看过一出戏曲的人到处都是，并不为奇。现下的许多中国人，把费孝通说的“各美其美”轻轻跳过，直接奔向“美人之美”，似此脱了根的文化记忆，能否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委实不可乐观。而文化自觉的可贵处，便是一种警醒——对个人来说，须在记得如今上多下功夫；对族群来说，则须在记得过去上多下功夫。

　　那天我只坐了一刻钟。在这一刻钟里，我并没有尝试唤起他对我的任何记忆。在我看来，记忆是有形的，圆如人脑或地球；记忆是分层的，好似地壳、地幔和地核。外层属于自己，属于衣食住行等自理能力，最易剥落、无法挽回；中层指向他人，指向亲朋好友等人际关系，同样较易丧失、难以复原；内层则又回归自己，回归自己最爱的思想感情，包括爱情亲情乡情、学问道德文章——如果这个人有的话。那才是最不易丢失、最容易找回的。人生两端，惟此念最热、最深、最长。因此，我情愿他忘却包括我在内一切冷的、暖的、中外层的人和事，而将自己最热、最深、最里层的一念，记得长些、再长些。

　　一如以前，他坚持送到楼梯口，握着我的手连说：“晓军、晓军！我记得了，下次再来，我会记得的。”

　　回到家里，想把此事记录下来，抬头看了下日历，发现昨天竟是重阳。重阳佳节已过，我竟忘记了。

　　来去两茫茫，之中一念长。足高生远见，岁久历重阳。心广纳琼宇，神微蹈麦芒。还邀风共舞，飘逸渡银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