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我们兄妹四人驱车去临平，看望八十四岁的舅妈。几年不见，舅妈衰老了许多，消瘦而憔悴，流水般的岁月，无情地在她那绛紫色的脸上刻下一道道深深的皱纹，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娘舅去世也有十七个年头了，舅妈一直过着孤单的生活。上次去看舅妈时，她还住在自建的五层楼房里，这次看到舅妈已住在了天井中搭建的矮平房中，我去她的房间看了有点辛酸，两床旧被、一个橱子和一个电视机便是舅妈的全部“家当”。舅妈说她已和儿子儿媳分灶吃饭，听到此，我的眼睛不由湿润了，我问她为什么要搬出楼房，她叹了口气说：“整幢楼房出租给服装厂了，底楼是缝衣车间，二至四楼是缝衣女工宿舍，五楼儿子儿媳住……”

　　我出了舅妈的房间去问她的儿子金虎，“怎么让你妈住进这样的房子？”金虎两手一摊：“是妈硬要搬出去的，说是多借出一个房间也好”，“那为什么要分灶吃饭？”我又急切地问道，“妈说她这样自由，我拗不过她，只好由她了。”说这话时，金虎也面露难色。

　　看着孤苦的舅妈情愿一人龟缩在矮棚里，又要为小辈攒钱着想，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我第一次独自去舅妈家的那一幕。

　　一九七二年我小学毕业，乘火车去临平舅妈家，尽管儿时跟母亲去过许多次，可那时太小，舅妈在我的印象中是模模糊糊的。

　　那天，按照信中舅妈的“暗号”，下得火车，我手里拿着一条红领巾，等待着舅妈的“认领”。

　　站台另头，一个扎着两根小辫子，臂上戴着袖套，头上套着旧毛巾围成的三角巾，脸色黝黑的农村中年妇女朝我奔来，一把抢过我手中的旅行袋，才笑着说：“是建建吧？”我冲着眼前陌生又热情的舅妈点点头，舅妈便领着我走出站台。她的弟弟二娘舅推出一辆重磅自行车，让我坐在前面横杠上，舅妈坐后座，一路上，二娘舅默默地踩着自行车，舅妈却说个不停，娘舅去海边围垦了，金虎读书去了，水庭、金吾、水吾三个女儿在“接嫁”（一种把麻皮绳连接起来的活），午饭炒年糕焐在灶头上了……舅妈报着流水账，有些她说的家乡话我还听不懂。

　　舅妈的早晨是一个战斗的早晨。每天清晨，我还在呼呼大睡的时候，舅妈已在家里忙开了，她烧好了全家人的早饭，又忙着扫猪舍、煮猪食，她将切碎的卷心菜老叶、胡萝卜、山芋藤一起搅拌，烧成一锅猪食喂着六头母猪。她趁着家里人吃早饭，扒上几口又背着箩筐割羊草去了，她就是一个“劳碌命”。

　　娘舅经常代表生产队去参加公社海边的围垦，一去就是几个月。舅妈就成为家里的“一把手”，很多时候，我看见舅妈不是在地里弯腰种田，就是坐在客堂间像机器人一样地“接嫁”挣工分，我经常半夜醒来，看见舅妈一个人还在煤油灯下“接嫁”。她用勤劳的双手铸就了家庭的幸福。

　　舅妈消瘦的脸上时常带着慈祥的微笑，眼睛总是闪着温柔的目光。她吃饭时，尽往我的碗里搛菜，自己则端着饭碗站在桌子边扒上几口饭又忙着去做家务了。

　　有一件事说来令人难以置信。那时，农村肥料少，舅妈不管去乔司镇买菜，还是去袁家坝送麻布，遇到“内急”，她总是憋着，无论如何也要把“肥料”撒到自家茅坑里的。一次，舅妈走亲戚，在人家家里脸涨得通红，女儿水庭一看母亲脸色便知母亲要干啥了，她催促母亲去亲戚家用厕，舅妈就是不肯，硬是憋着，水庭只好陪着母亲赶紧回家，一路上，舅妈憋着疾步如飞，水庭被抛得老远跟在母亲身后，直到回家，解决了“问题”，舅妈才如释重负，哎，真是应了老话：“肥水不流外人田”。

　　舅妈还是个菩萨心肠的人。那个年代，大家粮食都十分紧张，可村里来了“讨饭”的人，舅妈总是把他们叫到家门口，拿过他们手中的饭碗，回到厨房，盛着满满的一碗饭给人家，还不忘在饭上搛点菜，我在舅妈家的日子，会经常看到这一景象。舅妈一点也不嫌弃“讨饭”人衣衫褴褛，脏兮兮的样子，看讨饭人走得很累，舅妈会搬个凳子给讨饭的人在自家门口歇会。

　　学生时代，我家兄妹四人都喜欢去舅妈家，那是我们去杭州的客栈，一住就是十天半个月的，在舅妈家吃年糕、嚼花生、啃甘蔗，过着开心的日子，回沪时，还要捉两只鸡，拎一袋年糕带回家，可舅妈从来没有半点怨言。

　　近年来，每次去看舅妈，总劝她跟我们回上海过上一段日子，想报答她儿时对我们的好，可舅妈总是笑着说：“我已是一个没有用的老太婆了，不领上海市面，不给你们添麻烦。”这三十多年来，我像一个说客似的，从来就没有打动过舅妈，她依然一个人过着凄苦的生活，不怨天，不怨地，也不怨人。

　　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像儿时去舅妈家一样，经常去看看她，帮她配点药。不能忘却舅妈对我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