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是苏轼论书名句，若将“书”易为“印”字，用在清代著名印学家魏锡曾身上是最为贴切的。

　　魏锡曾（1828—1881），字稼孙，号印奴，别署鹤庐。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亦为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丁仁的外祖父。魏锡曾为咸丰贡生，候选训导。咸丰十年（1860）二月，李秀成率太平军攻克杭州，魏锡曾为避战乱奔走绍兴、黄岩，越岁至福州。同治元年（1862）春，魏锡曾与流寓闽中、仰慕已久的赵之谦订交。

　　魏锡曾嗜印成癖，慧眼独具，曾深研西泠六家印艺达二十多年。当初尚未结识赵之谦时，即被其才气四溢、新意迭出的印章所折服，并开始留意搜罗。然而傲岸不羁的赵之谦“素覃思经世之学”，虽将篆刻视为小技，却极具天赋，又自珍自贵，求印者若“非真知笃好，或靳不与”，也从未辑过印谱。当魏锡曾毕十年之功，将赵氏近百方印作辑成《二金蝶堂印谱》时，令赵之谦颇为感激，引为知己。

　　至同治二年（1863），有一段足以载入印学史册的经典时刻。两位从未谋面的篆刻大师吴熙载、赵之谦，虽年龄相距三十岁，却在无意间进行了一场非同寻常的篆刻交流与学术碰撞，并在日后引发了近代印坛名家的学术大辩论，其中参与印人之众多，分歧争论之剧烈，延续时间之长久，为明清文人篆刻史上所罕见，也是促成这两位印坛殿堂级人物高峰对话中介人物魏锡曾所始料未及的。

　　是年初秋，魏锡曾为候选盐官入都，途经江苏泰州拜谒皖派前辈吴熙载。时吴氏已六十五岁，“松身鹤发，神完有持”，栖身僧舍，以为人作书印自赡。起初吴熙载对魏氏提出刻印的请求以目力衰退为由婉拒，但当他看到魏锡曾从福州带来的赵氏印谱中“会稽赵之谦字撝叔印”边款镌刻的“息心静气，乃得浑厚，近人能此者，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评语时，老眼顿明，在魏锡曾的再三请求下，操刀为赵之谦镌刻两印，为魏氏治三印，并欣然为赵氏印谱题序。之后魏锡曾利用闲暇，以自携精制的漳州印泥，在泰州为走刀六十载，刻印上万方的吴熙载辑拓了首部印谱——《吴让之印谱》，共得两部，令吴氏欣喜不已。

　　同年八月，魏锡曾告别吴熙载，携赵、吴印谱至京城，与早些时抵京的赵之谦、沈树镛等会面。然而当性格孤傲的赵之谦读到吴氏所题的“先生所刻，已入完翁室，何得更赞一辞耶”时，对自己融皖浙两派的创意之作未获前辈理解与认可颇感不满，即在《吴让之印谱》上题词，称吴氏 “宗邓氏而归于汉，谨守师法，不敢逾越，于印为能品。”将吴氏印作列为仅属中流的“能品”，并对吴熙载扬赵（之琛）抑丁（敬）的论点进行反驳，提出了“浙宗巧入者也，徽宗拙入者”和西泠诸子巧拙各异的经典论说。吴、赵辩论之后，魏锡曾以第三者的立场，实事求是，阐明了自己观点。入民国后，吴昌硕、曾熙、任堇、王禹襄、黄宾虹、高野侯等十七位印坛名家又先后在《吴让之印谱》题记作跋，对吴、赵印艺各抒己见，虽多有抵牾处，却促进了印坛学术争鸣与交流，亦为其他印谱中仅见，此时距吴、赵辩论已逾一个甲子。

　　作为印人间的良媒，魏锡曾为吴、赵二位大师牵线搭桥，又与沈树镛、胡澍、毛庚等相契，传授钤拓印款技艺，并为巴慰祖、钱松和西泠六家等印谱题跋，另撰有《论印诗二十四首》等。魏锡曾评说各家印艺褒贬得当，记载印林交游、亲历掌故翔实可靠，为研究清代中晚期流派篆刻史，提供了丰富、可贵的资料，诚为周亮工、汪启淑后一人矣。

　　编后：

　　韩天衡、张炜羽先生为本报《国家艺术杂志·艺林散页》撰写的“印坛点将录”专栏，自2013年4月开始刊登，至今已走过了整整四年零三个月的光阴，前后共连载141篇，介绍自元代王冕以来历代篆刻家、印学理论家、收藏鉴赏家、钤拓技师等161位，全方位阐述了文人篆刻从元、明、清至近现代各个历史阶段中印坛代表人物的生平艺事、艺术特长等。文章可读性强，观点鲜明，资料丰富，兼顾学术性和趣味性，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此专栏结束之际，本报与两位撰稿人对读者们长期以来的关心与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