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师——袁瑢先生，终因年事已高，疾病缠身，医治无效，驾鹤仙去。

　　先生此次远行，再也不会复返。她走得有点突然，悄无声息，默不作声，更没有惊动大家，以至于我们听到这个噩耗，有点手足无措，来不及做任何准备。

　　今天，我们黯然神伤，泪流不止。只能缅怀她的音容笑貌，追忆她的一言一行。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袁瑢先生就以杰出的成绩，享誉大江南北，并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受刘少奇主席接见，和斯霞、霍懋征一起被尊为“中国三大名师”，成为广大教师的榜样与楷模。

　　1958年秋，本人步入教坛开始教书。彼时，我没有经验，走进课堂不知道对学生说些什么，不会备课，不会上课，更不会批改学生的作业，迷茫万分，苦恼不已。听人介绍，上海市实验小学优秀教师袁瑢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值得学习。于是，我拜读袁老师的文章，学习她的经验，边学习边实践，终于，我找到了门路，学会了教书。可以说，我是踏着袁老师的足迹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文革”结束，我有比较多的机会，走进袁老师的课堂，直接观摩她的教学：袁老师治学严谨，态度亲切，言语朴实，成绩显著。随后，有机会随袁老师到井冈山革命老区授课讲学，去广东深圳特区交流教学经验。她钻研教材深入细致，设计教案一丝不苟，课堂教学举重若轻，言行举止随和谦逊，俨然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长者。

　　本世纪初，我们相继退休，彼此联系不算太多。其实，我们两个家庭直线距离只有五公里左右，相隔一条黄浦江。我住江的东边，她住江的西边。如果驾车的话，翻过南浦大桥，仅需五分钟时间即可抵达袁老师的寓所。

　　有一天，书桌上的电话铃骤响，是袁老师打来的。她说：“我是袁瑢呀！我很寂寞，你能来看看我、和我说说话吗？”第二天，我放下案头工作，旋即去拜见袁瑢老师。在上海老城厢的一条僻静的弄堂里，找到了袁老师蜗居二十多年的住所。老式公房，一梯多户，不见电梯，没想到，在这寻常小巷里，正住着一代教育大家。

　　轻轻叩响袁老师的家门，走进袁老师的居室。书房简朴雅致，茶几上置放着一盆水仙花，墙上挂着匾额：“一代师表爱相随，教书育人品自高”。给人一种温馨祥和的感觉。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即使不开空调也显得十分暖和。时届92高龄的袁老师，向我致意问好。握着我的手，乐呵呵地说：“你终于来了！我一直惦记着你们、惦记着学校和孩子们。”

　　坐下闲谈，“三句不离本行”。袁老师对当前的教育现状不无忧虑：“现在孩子的负担太重了，六岁的孩子怎么受得了？”还说，“课堂上，大量资料补充，太多课件演示，嘈杂小组讨论，学生哪有心思静静悄悄地读？扎扎实实地练？”老人心中一直装着孩子，装着教育，装着未来。虽然她行动受阻，足不出户，但是对教育的那份挚爱与担当，从来没有放下过。

　　自此，我经常过江去看望她老人家，陪着她喝茶，聊天，直到夕阳西下，她目送我离开。我还经常带领一些弟子去聆听她的教诲，接受她的嘱托。如，北京的教研员吴琳、浙江的教坛新秀李芹、上海的优秀教师朱煜和林健英等。

　　有一次，我握着袁老师的手，说：“给你说一件有趣的事儿——”她兴致勃勃地倾听着。

　　原来，1985年前后，上海教育出版社想出版一套看图写话的图片，让我出选题。我提议，让学生以“拜年”为题看图写话。画面上，画着两代学生给一位老教师拜年。背景是温馨的书房，墙壁上挂着师生合影、政府嘉奖的奖状，书桌上放着水仙、腊梅、老花眼镜和备课笔记等……

　　不久，责任编辑询问我，该教师的形象怎样处理？我答：“袁瑢老师就是样本呀！”

　　过了一年半载，图片出版发行了，颇受语文教师青睐。不少教师用它来指导学生作文。岂知，上课时，图片一经挂出，观摩课的教师纷纷议论：图上画着的教师不正是袁瑢吗？

　　此事不胫而走，并传为佳话。

　　袁老师听了，颇感兴趣，说：“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这张图片还在吗？我很想看一看。”我答应袁老师，以后，把画带给她。袁老师听了，用手捂着嘴，不好意思地说：“我想知道的是，画家把我这个丑八怪，画成怎么个样儿？”

　　以后，去过袁老师家，竟然忘了把这幅画带去。

　　怕再给忘了，前些日子，我把这幅画和自己的新作《与讲台同在》摞在一块儿，准备抽空给袁老师一并捎去。然而，由于事情繁忙，竟然没有挤出时间前往。今年的8月21日早晨，急着赶到河北邯郸参加暑期青年教师培训了。心想：一俟活动结束，回到上海立马把画送给袁老师也不迟。

　　没有想到的是，在培训的开班典礼上，惊悉袁瑢老师于一个小时之前去世。闻此噩耗，五雷轰顶，扼腕叹息。曾经答应给袁老师看的那幅画，袁老师再也看不到了。

　　真是：自己的一时疏忽，竟成“千古悔恨”。这幅画还留放在我的案几上，袁老师却远行去了。

　　追悔莫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