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暑假回沪，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电影院看《二十二》，与她们道别。

　　2005年清明，我和同学陈克涛（后来成了我的丈夫），受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委托，去崇明为一位阿婆的墓碑献花。我们曾不止一次去到这位阿婆家中。有时是带着律师去做公证，有时是送慰问金，有时可能只是路过去看看；看着她从一开始还能走动，到后来只能坐着，最后只能躺在床上吃饭。她去世时，我们曾去参加葬礼，嘱咐她的儿子一定要为母亲立块碑，并留下千元。可最终我们看到的是一块粗糙的人造大理石，上面不仅有他母亲的名字，还有他不曾为其立碑的父亲的名字。

　　2006年春，我陪着中心研究员陈丽菲教授去往武汉，参加袁竹林的葬礼。这是一个勇敢的老太太，很早便公开自己“慰安妇”受害者的身份。李碧华的《烟花三月》里那个为爱执着的形象，不知感动了多少人。在那个教堂里，我听到了她的教友们为她唱起“朋友，我永远祝福你”，看到那张无论何时都要好好化妆的仪容。那个晚上，她的养女向我们回忆了和母亲的点点滴滴，时而狠狠数落她的倔强和固执，说着说着便号啕大哭。

　　我还参加过一位生活在上海的韩国受害者的葬礼。这位老人儿孙满堂，孩子们对于她的往事讳莫如深。因为一次抗战访谈活动，我不慎将其姓氏（因其姓比较特别）公开，引发了她家人极大的不满。那段时间，她的大女儿经常打电话给我，一会儿是责备，一会儿是让我出面向她的弟妹们澄清，就怕被家里人误会她拿母亲的往事赚钱。于是，在多年后的葬礼上，我默默去了，默默回。

　　我最遗憾的是没有参加另一位韩国大娘的葬礼。我和她的家人相处得很愉快，曾经帮她的外孙补习过英语，也在她家里吃过正宗的韩国菜。每次到她们家中，大娘总用夹杂着韩语的上海话说：“侬来啦！”然后乐滋滋地看那时风靡一时的韩剧。至今，我还记得，她的女儿经常告诉我母亲是如何辛苦地将她抚养长大，又在她离异痛苦的时候鼓励她：“别怕，有妈妈在。妈妈当年可以养你，今天就可以养你和孩子。”于是，我明白了为何这个四十多岁的女儿，能如孩童般单纯善良。

　　大屏幕刚刚亮起，我的眼泪就夺眶而出。从没有料到，有一天我会坐在电影院里，看苏教授和我们为之努力的事情被一亿多国人理解、同情。屏幕上，山西盂县的那些受害者，我和丈夫都曾走访过。2007年春节，我们主动争取到了给她们送慰问金的机会，同时为正在筹建的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征集实物。我曾握过她们苍老干枯的手，听过她们浓重的乡音吐出来的问候，看过她们因为有客人从远方来而由衷的笑容。我曾摸过她们的头巾、小鞋，给她们梳过头发，并把那把梳子留在了资料馆。我曾站在影片最后出现的那样的山坡上，望向冬日里一片萧索荒凉的乡村，感受过她们几十年如一日的深深的寂寞。寂寞的，还有我们自己。

　　此刻，借着《二十二》的镜头，我又看到了记忆中的身影。还是那样的坐姿，还是那样的眼神。岁月似乎不曾改变什么，只有那刺眼的方框，提醒我斯人已逝。如果屏幕有感情，它应该能感受到那个坐在最前排的观众，正在用她的眼深情凝视，用她的心轻声道别，也向那些踽踽独行的十几、二十年，道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