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史上，抄写经书的历史源远流长。儒家写经、道家写经和佛教写经构成中国古代写经的三个主要部分。儒、道、佛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干，抄写经本亦是题中之义。道教、佛教又因其中国化的发展特点而加持了它的宗教意涵。道家学派创立于先秦，其经书祖本《老子》（即《道德经》）成书于春秋末期，现存最早的道家经书写本是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发掘的楚简《老子》（战国），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了帛书《老子》（西汉）。自东汉发明造纸术，纸本书籍逐步取代竹简和缣帛。至唐代，纸本写经收藏更是一大进步。道教写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载体，也是中国古籍写本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源流。

　　佛教于东汉初传入中国。相对于道教写经崇尚古法的字体（符书）和独特的写本制作，佛教将译写、抄写经书当作研习佛道，弘扬教义，传播佛法和保存教义的“功德”。从教徒信仰层面看，佛、道教的写经，还有为自己或父母、师长、亲友乃至社稷苍生消灾祛祸，增长福报，增延寿命，成就心愿等内心体验的功能。宋代以后，出现了以写经为职业的经生。1900年敦煌写经卷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这些历代经生的写经作品，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的宝贵遗产。

　　写经不仅是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和中国化了的外来宗教佛教的一项活动，而且是中国书法的一个门类，两者在“文化”上交融。除佛、道教的僧道及居士外，历代书法家和文人士大夫，都有以写经书法传世者，如东晋王羲之，唐代颜真卿、柳公权，宋代苏东坡，元代赵孟頫等。唐宋以降，佛教禅宗盛行，书法与佛法的关系问题成了禅宗书学研讨的课题。一些禅宗学者认为，佛经“句句皆心语”，写经（书法）“字字皆心法”。写经笔法即心法，同时反映着书写经本的思想内容和书家的精神风貌，不仅是形而下的书写具象，加强记忆的念佛法门，而且是形而上的佛之心语，书写者内在感悟与灵性的观照。因此，禅宗在写经方面“大立文字”，在书学理论方面提出了许多精深的见解。写经成为宗教文化和书法文化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

　　最近，杨建臣将其写经本《道德经》和《金刚经》示我。这两部皇皇巨典，各有五千言，两者相加上万字。但见工笔小楷，一丝不苟。笔致沉稳而气息灵通，字里行间透射出生命自然的庄严和律动。宣纸册页形制，装帧朴素大方。不由击节赞赏，叹为精品。建臣原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工作人员，从小喜好书法，18岁拜师学书，勤于实践思考。初从唐楷入手，打下扎实基础。对历代名家碑帖，潜心揣摩，反复临摹，少则几遍，多则几十遍上百遍，取其精华，兼收并蓄，至有所领悟，才进行创作。1990年进文史馆工作后，又师从翁闿运、徐伯清、徐孝穆等老艺术家学习书法。转益多师，耳闻目睹。视野得以开阔，技艺随之提高，篆隶楷行草诸体皆能，又擅篆刻、竹刻，成为脱颖而出的中青年书法新秀，得到书界同仁的肯定和鼓励。

　　杨建臣今年55岁，已人到中年。经过几十年如一日翰墨浸润，刻苦磨炼，对书法认知渐入佳境，书写艺术日臻成熟。当此之时，他却自感“字外功夫”的不足，因而更自觉地加强书法理论、古典文学等方面的学习，以传统文化的营养充实自己。“不立一格以自困”，“别出心意成一家”。此等勇猛精进、“为而不恃”的精神，不正是金刚不败的大乘精神和德育天地、道法自然的宏大境界吗?可以期待，未来他将延续其书法的黄金时期，有更多精品力作问世。

　　（本文为上海书画出版社新书《杨建臣写经》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