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多前，我很意外地被查出了癌症，当时真有点不知所措。

　　我与在某三甲医院当外科大夫的老学生小S商量，他立马帮我请了医院里的“大内高手”当主刀，还请了主任麻醉师。手术出乎意料地顺利。在我住院的十来天里，他几乎天天都抽空来看我，有几次手术十来个小时以后也来聊天。他与我谈治病，说家庭，一起回忆那激情燃烧的高考岁月。欢声笑语驱走了我的疾痛怛惕，他却忘了家里还有个才四个月的萌娃需要父亲的抚爱。我出院后，他经常或是上门或是电话询问病情，还详尽地解答我的疑问。我夫人多次提出要去小S家看看他的小贝贝，其实无非是想送一份谢礼，他都婉拒了。

　　我还与一位在美国当心理咨询师的女生小D越洋话聊。她给我解惑答疑，娓娓道来，帮我消除了一些精神垃圾和心理危机。我患重病是不幸的，但有这些满怀真情笃意的学生当我的“医学顾问”，助我满血复活，安然渡过人生难关是幸运的。

　　其实不只是我，我的家人多年来也享受到了学生们带来的“福利”。我女儿海归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学生推荐的。在我女儿的婚宴上，前来祝贺的学生几乎坐了一圆桌——当然，我也曾参加过他们的婚礼，还当过证婚人呢。我女儿生娃，一些资深妈咪为她推荐月子会所和钟点工，给她传授“养娃宝典”，还送来萌萌的娃娃装和智力玩具。有一阵子，我家小亲亲患轮状病毒，多次求医看专家门诊，效果不咋地。我把一位在儿童医院当副主任的学生小Z介绍给女儿和夫人。她们经过五六次微信加电话的咨询以后，按照医嘱进行调理……奇了，医生没见过一面，小贝贝的病却很快就痊愈了。女儿曾戏说：“现在老爸的学生都成了我这个独生子女的姐儿们哥儿们啦!”

　　两年前我突发奇想，要把自己发表过的小文结集出版。有一位在名校中文系教书的学生小J开发她的“人脉资源”，帮我联系了一家出版社。她还义务当我的“责任编辑”，把我20多万字的书稿仔仔细细看了一遍，指出了一些“笔误”，使我得以改正。我的《奔六奔七的路上》出版了，我在扉页上写了“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夫人、亲友与学生”。拙书的第二辑“杏坛暖意”中有多篇文章是写师生情的。在某篇小文的结尾我写道：“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可我多年来的体会是：我种的是豆，得到的却是瓜啊！”

　　学生们纷纷向我要书，有位老班长自告奋勇地要替我在几个同学群里做广告，还信心百倍地要帮我代销。我说：我出书不是为了谋利，我的书只送不卖；尤其是对学生，赠书只是一份小小的“回馈”。我有几位“高足”远在北美、澳大利亚等地，我都把书用快递寄去。因为赠书，我与好几批学生又聚会了。有人告诉我，他们的父母都抢着看书。其实这些家长与我大多是同龄人，当年还有较深的交往哩。同学们对拙著的溢美之赞固然不少，其中最合我意的一句是：“但愿将来还能读到俞老师的《奔七奔八的路上》《奔八奔九的路上》。”我信心满满地回答：肯定的，因为这一路有亲们同行呀！

　　十日谈

　　我和我的学生们

　　每天最晚回家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