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培训党的第一代报务员,他挂出了电气工厂招牌
有了电台,还需要大批无线电通讯技术人才。1929年10月,随着无线电台的增加,为苏区和红军训练报务员成为当务之急,周恩来指示李强办一个无线电报务员集训班。
为了防止敌特破坏,集训班以二三个学员为一组,分散居住,采取单线联系、登门教学的方式秘密进行。参加收发报业务培训的10位年轻人是各地党组织选调的,其中有黄尚英、王子纲、伍云甫、曾三、曾华伦、蒲秋潮等。教学设备非常简陋:一个电键、一只蜂鸣器、两支铅笔,几本白纸册。但是每个学员都很用功,学习非常认真,不久便学会了无线电通讯等技术操作。
1930年9月,李强在上海法租界租了一幢三层楼的房子,在门口挂上“上海福利电气公司工厂”的牌子,秘密开办了第二期有20人参加的报务员集训班。一开始,李强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对这批新学员进行了革命气节和保守机密的教育,并规定:一、训练班对外叫“上海福利电气公司”零件制造厂,学员们都以学徒相称;二、每人填写一份假履历表,写上化名和假的简历;三、训练班内不准存放任何秘密文件和进步书刊;四、学员不准和外面人员联系;五、训练班采购物品、做饭等都由学员自理;六、如果发生意外或被捕,一律按假履历交代。
然而,在法租界办这么大的集训班,还是引起了敌特的注意。
12月17日早晨,阴雨霏霏。李强、吴克坚、涂作潮等还没有来工厂。8时许,张沈川开始上课。他坐在讲台旁聚精会神地按电键发报,学员们戴着耳机,认真地练习抄收。桌子上摆着干电池和蜂鸣器等,床铺上还放着几本电磁学和汽车学之类的书籍。突然,“砰”的一声,虚掩的房门被踢开,闯进了6个持枪的特工,为首的是法国人,喝令不许动,开始对师生们逐个搜身,并对全楼上下内外彻底搜查。接着不由分说,就将张沈川等20人推上囚车,押送到法租界巡捕房。
第一个被提审的是张沈川。法国侦探长厉声问道:“据报,你们工厂是共产党的无线电通讯机关,是不是?”张沈川竭力否认,说:“工厂是民办的,我是到工厂学电器手艺的。要求派人调查清楚,不能只听一面之词。”侦探长得不到确切的证据,只好草草收场。
张沈川出来后,故意放大声音说:“侦探长要大家把各人的姓名写在这张纸上。”当大家围拢上来时,他便悄悄地说:“口供只说自己,不说别人。”大家统一了口供,咬定工厂是民办的,我们是电器工厂的工人,或是来工厂学电器手艺的学徒。
李强得到消息后,立即吩咐大家分头通知其他人员转移,自己赶赴四马路(今福州路)振华旅馆通知正在等待中央送钱的吴克坚,后又紧急布置几个同志趁夜将训练班内的电讯设备悄悄运走,又和顾顺章骑摩托车将存放于张沈川家中的中央文件取走。善后工作完成后,李强遵照中央决定在上海暂停一切活动。
法国人经过审问、搜查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在审问的当天下午,就将张沈川等20名学员引渡到国民党警察局,旋即逐个审问。方仲如等四同志被审问时遭到严刑拷打,他们忍受酷刑,坚贞不屈,没有泄露半点机密。李强、吴克坚等曾多方设法营救,但因敌人对此案管理极严,营救没有成功。
1930年12月,集训班的20人和另案10人,被押上囚车转解到南京监狱;1931年2月,敌人又将20人转解到水西门外中央军人监狱。以方仲如、张沈川为首的20名同志形成了一个团结的战斗集体,与敌特斗智斗勇。在这里,敌特又对他们审讯和拷问,没有得到任何口供,亦无确凿证据。随后,只能依据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条款,判处20人6年半到9年不等徒刑。1935年出狱后,他们冲破种种封锁奔赴延安,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党工作。
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李强根据组织安排,参与了中共中央应对顾顺章叛变的紧急措施,之后迅速转移。1931年6月,李强到苏联莫斯科后,先在苏联邮电人民委员会通讯科学院工作,后又被派到共产国际无线电培训班担任教员。在这里,他将名字改为“李强”,并一直沿用下来。也是在这里,李强潜心深造,苦心钻研,用英文完成了专业论文《发信菱形天线》,并凭此成为当时苏联7位无线电专家之一。他的名字被收入苏联百科词典,研究成果被命名为“李强公式”。
为了保护专家,他顶住了康生的“左”倾政策
1937年“七七事变”后,李强归心似箭,急于回到祖国投身抗日。在李强的一再请求下,经组织批准,他于1938年初回到延安,担任中央军事工业局副局长,1941年任局长。在黄土高原上,李强白手起家,办起了枪炮厂、炼钢厂、炸药厂、煤油厂、制药厂等。1939年4月25日生产出陕甘宁边区第一支七九式步枪,又名“无名氏马步枪”,这是我军军工史上制造的第一支步枪。从1939年至1943年,在李强的领导下,延安军工厂就生产出了步枪9758支、掷弹筒1500门、手榴弹58万颗、掷弹筒弹198000发,修炮1000多门。
李强顶住了“抢救运动”中康生的“左”倾政策,保护了沈鸿、钱之光等专家、工程师,才取得了以上这样的成就。李强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模范”。毛泽东主席1944年为其亲笔题词:“坚持到底 为李强同志书”。
在延安期间,李强还曾兼任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这所大学培养了大量的中国科技人才,有的还当了部长、局长,甚至国家领导人。
解放战争时期,李强受命建造的短波广播发射台,把新华社的声音传到全世界。在西柏坡,李强接受了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的紧急指示,为新华社广播电台建造一座无线短波发射台,使党中央的声音和前线胜利的捷报及时播出。正是通过这个电台,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吓退蒋、傅敌军的《蒋匪军已进至保定以南方顺桥》《评蒋傅匪军梦想偷袭石家庄》等三篇文稿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等历史篇章。
在新中国成立后,李强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无线电总局局长、电信总局局长和政务院广播事业局局长。
一次,李强在随同毛泽东主席访问时,毛主席考虑到李强既懂技术,又懂俄语,便对李强说:“你改行搞外贸好不好?”李强表示同意。1952年8月,李强被任命为外贸部副部长兼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开始了他长达29年的外贸工作。
“文革”后,年逾古稀的李强以他宽阔的眼界、敏锐的思想,第一个向中央提议利用外国贷款,第一个提出引进美国可口可乐生产线等,为我国外贸事业做出了贡献。
1983年李强退居二线。1996年9月,李强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选自《上海滩》201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