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函往来是那个年代，我们所在的七星泡与外界联系的主要渠道。通讯员刘树森是广受欢迎的公众人物，通常小车隔天跑一趟场部，大伙都急待通讯员回来，企盼读到远方的来信。

　　那时尚未流行“隐私”一说，知青间相互传阅家书亦是常事。我见到的大多家信，台头都是：“××吾儿：见字如面！……”有道是：“家书抵万金”，字字寸草心！还有不少信封的背后写着“每逢佳节倍思亲”等，我便依样画葫芦，也在寄往同学的信封后面写过不少“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今日想来虽嫌粗俗，却倒也是真情表露。

　　令哈尔滨青年大惑不解的现象是：上海人信封上的称谓，不论父母、兄妹、七大姑八大姨，一律写作“同志”。有人问我，你怎么管自己的母亲也叫同志呢？而东北人的信封上则恭恭敬敬写上：“×××父（母）亲大人亲启”。原来上海人觉得信封是写给邮递员看的，如同现在通称先生/小姐一般。而东北人则认为该由收件人亲阅，犹如亲手呈上。观念、习惯，地域文化的差异，可见一斑。

　　我曾看到某女知青给求爱信的一纸回复，内容无非是双方年少不宜早恋之类的搪塞之词，落款是“知名不具”四个字。给人感觉某女太有文化了。

　　还有一次，母亲来信中说给我买了新的线裤已寄出，为方便起见在裆前开了一条缝，又在信纸上添了“洞已挖好”四个大字以示提醒。那天在兽医室，机耕队的刘德华手里晃着我的这封家信，惊乍地大叫：“老卓！什么洞已挖好？你家在挖什么洞？”弄得我一时语塞，大伙喷饭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