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从—位姑姑那里相继收到几份历史文献,才赫然知道祖父梁长海与外祖父伍于簪曾与孙中山先生革命共事二十多年,他俩以华侨身份支持并参加了辛亥革命前后的许多核心活动,是国民革命元老。1922年1月7日孙中山先生以陆海军大元帅令,任命梁长海为国立中华国民银行行长,伍于簪为副行长。
我是梁长海次子梁南兴的女儿,也是伍于簪七女伍恩连的女儿,现旅居美国加州洛杉矶。我七八岁时,祖父在香港去世,十一岁父亲在外地病逝。外祖父一家住在香港,更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以前我对先祖们的革命事迹知之甚少,因为家族人口众多,分散各地,使家中原有的一些历史材料散失殆尽。如果不是上海档案馆和广州博物馆等部门提供的珍贵文献,我们作为他俩的直系后人,也不会知道先祖曾经为中国民主革命付出良多。
祖父梁长海生于1881年,卒于1941年,享年六十岁,广东新会人,早年在越南海防市经营米业,开设天成号。1900年孙中山先生到越南宣扬民主革命,号召华侨支持参与,祖父深受感动,邀请先生到天成号作客,后来天成号成为革命据点。曾秘密运送枪支弹药、军粮支援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1911年10月初,祖父梁长海到了汉口,参加武昌起义,后与黄兴同到上海,孙中山先生让位袁世凯后,祖父返回越南继续经营生意。在此前后,祖父的事业越做越大,与在香港的挚友和大同乡伍于簪结成生意伙伴。他们两人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理念相同,遂一同支援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进而成为革命同志、儿女亲家。
祖父梁长海是位经济长才,他极力主张以经济救国,以管好金融,创办实业实现民生主义,曾著有《金融救国大计》呈给南京国民政府。祖父受命任国立银行行长之后,随即在广州南关设印币厂,自出款项,印刷和发行纸币,准备支援北伐。未几,粤督军陈炯明叛变革命,攻打总统府,追杀孙中山先生,将国立银行案卷及准备发行的纸印等付之一炬。1922年,为邀请在上海的议员们回粤参加非常国会,选举非常总统,即由伍于簪约杨西岩、林护、伍学熀、余斌等人,在广州梁长海寓所商量,共出款三万元,电汇上海。孙中山先生避难“永丰舰”时,伍川波同志等奉命携银数千送到战舰。
虽然祖父和外祖父二人满腔热血投身革命,可惜事与愿违,平定陈逆后,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时,国民党高层分裂,孙中山因长期为革命奔波,病痛缠身,1924年北上治病,1925年初病逝北京。至此,先祖梁长海、伍于簪二人离开政坛,恢复生意人身份。以前,他俩也是以商辅政。革命胜利了,先祖俩并不要求一官半职,以权谋私,获得多少补偿,更难能可贵的是不把革命经历向儿女晚辈炫耀,以致儿女们知道极少,他们真正做到了无私奉献。
尽管如此,但水过必留痕,现在我们想来,还是可以追溯到他们有意无意留下的一鳞半爪,值得追记和怀念。其一:1927年梁长海的次子梁南兴与伍于簪七女伍恩连结为连理。他俩就是我们兄妹五人的父母亲(现均在美国定居)。这父母之命,注定着先祖二人关系的延续。其二:梁长海对祖国有着解不开的情结。祖父有五房太太,儿女众多,他给儿子取名东、南、西、北、兴字辈,是取其四方兴旺之意。其三:外祖父伍于簪后人的家中,珍藏着孙中山先生的墨宝,条幅“天下为公”,上款题有“于簪先生嘱”字样,下款为孙文及印章。我母亲曾告知,在她出嫁前,有一天晚上,她的父亲催她与弟弟妹妹搬上三楼睡,腾出二楼来,别的不准问。次日,才知道有重要人物来过,那就是孙中山的贴身警卫马湘先生(他是外祖父的同学、挚友)护送孙中山、宋庆龄为逃避广州陈炯明追杀,乘搭“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船)路过香港的那一晚。外祖父早就是孙中山夫妇可信赖的革命同志,后来获赠这墨宝是顺理成章的事。其四:留下零星可供证实梁长海、伍于簪二人革命事迹的文献:计有孙中山任陆海大元帅,以大本营公报第一号令,任命梁长海为第一任中华国民银行行长,伍于簪为副行长;梁长海给孙中山的信件一则(现存上海档案馆);中山先生致梁长海、伍于簪两个函(复印件)等。
作为梁长海与伍于簪的至亲后代,他们的许多事迹我们知道得很晚,但那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从这些历史文献中,使我们家族的子孙们认识和了解到两位先祖高尚的人格。他们是无数爱国华侨的一分子,他们默默付出,在革命取得成功后,悄然离开,只是做了一份无私的奉献。这种高风亮节,值得儿孙们敬仰,并引以为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