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沪语电视剧

　　1994年的一天，黄蜀芹去参加文广系统的一个会议，与妹妹黄海芹坐在一起。黄蜀芹与这个大妹妹最谈得来，因为从事的职业差不多，只不过一个是电影导演，一个是电视台文学编辑，也是编剧。两人对开会的内容兴趣不大，便说起了悄悄话。

　　黄蜀芹问：“最近有没有好本子呀？有人给了点赞助，可以让我拍个电视剧。”黄海芹说：“有啊。有几个云南电视台的剧本不错，尤其是叶辛根据自己小说改编的一个剧本，叫《孽债》，我觉得很好。可是，有些领导不喜欢。如果你觉得好，就拿去拍吧。”

　　黄蜀芹越看越激动，真心喜欢好朋友叶辛写的这个《孽债》，觉得上海味十足。作为上海导演，黄蜀芹还没有认真拍过跟上海有关的电视剧，她想换换口味，证明自己不仅能拍《围城》这样的名著，也能拍反映普通老百姓喜怒哀乐的戏。她想尝试拍一部不同风格的电视剧。黄蜀芹把夏晓昀和梁山两个徒弟召来，叫他们当执行导演，自己任总导演。

　　剧本定稿后，拍摄风格黄蜀芹也已考虑成熟——强调纪实性。选演员也要以符合生活真实为标准。黄蜀芹吩咐选演员的副导演，“一定要去云南找小演员，否则不像！”结果，从云南找到四个男孩，又在上海物色了一个叫董蓉蓉的女孩。大家见了都说，上海的那个孩子肤色有点黑，反而最像云南人。

　　在开机前的准备过程中，梁山忽然提出能不能用沪语说对白。他说，五个上海家庭来了“不速之客”，平静生活掀起波澜。于是，有的把孩子藏在宾馆，有的藏在朋友那里……生怕被现在的配偶知道，影响夫妻关系。后来时间长了，老婆或老公说，好吧，让他（她）来见次面吧。等到真的来了，对孩子讲话和对爱人讲话应该是两种腔调：对孩子讲上海普通话，一副笑脸；对爱人则讲上海方言，板着脸。而那些云南来的孩子，他们相互间讲家乡土话，对上海的父母讲云南普通话。梁山说：“黄导，不如人物对白直接用这三种语言方式混合着表达吧？就像拍纪录片一样。”

　　黄蜀芹意识到这个想法有新意，立刻表示：“我觉得蛮好。但是……让我想一想……”毕竟用方言说对白，是破天荒第一次。为了慎重起见，黄蜀芹认真琢磨了几天。确实，这三种语言造型同时存在，穿插交流，格外强调了每个家庭来了陌生人的感觉：这些孩子不会说上海话，也听不懂上海话，和上海这边的家庭之间就有隔阂，他们只能通过大人们的表情感受到由于自己的到来干扰了他们的正常生活，不受欢迎。如果说同一种语言，要体现出这种状态和情绪就很难。几天后，黄蜀芹把夏晓昀和梁山叫到一起，说：“就搿能拍，决定了！”

　　既然要说上海话，干脆全用上海演员。拍《围城》时，黄蜀芹说，“没读过《围城》的人不要来。”这次她对夏晓昀和梁山说，“演上海家庭，不是上海人不要来！”她要拍出地道的上海味。经过一番遴选，最后定下由赵有亮和严晓频、王华英和吴竞、金鑫和吴冕、李国梁和屠茹英、李家耀和李颖组成四对夫妻、一对父女。

　　拍摄过程中，上海正展开大规模的拆旧建新工程，好几个看中的地方，都马上要拆迁，很多场景都是抢拍出来的。有一次，导演组看中一幢房子，建筑工人说，这里要拆了，不能拍。摄制组找到工地负责人，好说歹说，才宽限了20天。结果，第20天，戏还没拍完，拆房队就来了。摄制组又求了他们半天，那就再多给一天，他们就在那里等着。第二天，终于抓紧时间拍完，演员们刚刚离开那幢房子，道具搬走最后一个盆，就听到“哗”一声，房子倒下了。

　　一次次目睹此情此景，黄蜀芹感慨地说：“我们这是在抢救上海老城的影像啊！”

　　终于，《孽债》开播了，感人的剧情吸引了无数上海人，那首李春波配唱的主题曲《哪里有我的家》也深深打动了人们的心。每天晚上一到播《孽债》的时段，万人空巷，人们纷纷选择聚在电视机前收看这部电视连续剧，一会儿欢笑，一会儿流泪。

　　《孽债》播到第六天，无数个强烈要求连播的电话打爆了上海电视台的热线。结果，不得不打破一天播一集的惯例，改成每天播两集，收视率也飙升到42.62℅。

　　《孽债》荣获“飞天奖”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