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的一天，我在陕西南路上遇到丁言昭，问起丁景唐先生的近况。她告诉我，98岁的父亲精神很好，现在每天做三件事：吃饭，睡觉，散步，是个快乐的老头。

　　不料，才过了半年多时间，就得到丁景唐先生驾鹤西去的消息。

　　认识丁景唐先生，差不多有四十年了。他是1938年入党的老革命，年轻时写过诗，出版过一本《星的梦》诗集，后来成了党史和现代史资料专家。那时他还未到出版社任职，大家都亲切地叫他老丁。1979年，他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当社长、总编辑、党组书记后，全社上下仍然老丁老丁地叫着，他也笑呵呵地应着。

　　当年老丁喜欢做的主要是两件事，一件是在理论编辑室恢复出版《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一件是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为此，老丁经常到理论编辑室来聊天。他大概觉得我们几个年轻编辑学养不够，便要求我们放下手头工作，到徐家汇藏书楼去看半年的旧报纸和旧杂志。

　　我们一头扎进藏书楼，大报《申报》小报《扫荡报》，什么都看。现在回想起来，老丁倡导的不带任务“随便翻翻”的进修方式，使我们后来的编辑工作受益良多。

　　《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文革”前出版过三期，那时老丁是出版局副局长，对丛刊关爱有加。现在复刊，老丁成了实际上的主编。我负责过两期丛刊的编辑，领教了老丁独特的工作方法。老丁虽不善言辞却擅长写信。他组稿是写信，指导编辑刊物也写信，一天收到他三五封信是常事。有时他在家里办公，写了信就叫女儿丁言昭或儿子丁言模送来，仿若今天的快递。最有趣的是，他在二楼社长室写好信，亲自到三楼编辑室交给我。我劝他打个电话就行何必写信，老丁说，年纪大了忘性大，还是写信牢靠。老丁喜欢用碳黑墨水，写得一手好字，竖排信笺，行云流水。

　　丁景唐先生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在当年是一项重大出版工程。分卷主编周扬、巴金、吴组缃、聂绀弩、芦焚、艾青、于伶、夏衍等名家，都是老丁一一登门拜访邀请的。在编选工作中，老丁决策的两件事很有魄力。一件是编选工作全部由出版社编辑承担；一件是全部选文坚持用最初发表的文本。我参与了这次编选，负责编选散文集两卷共120万字。徐家汇藏书楼的“进修”发挥了作用，我在非文学类刊物和报纸副刊上挖掘出了不少优秀篇章。选目送给吴组缃先生审阅时，吴先生表示赞同，并说许多学者的散文也别具一格。

　　在第三辑理论集中收入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没有选用《毛泽东选集》的文本，而是坚持选用了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文本。两个文本有些出入。初版文本比较口语化，选集文本文字做了润色。为此，我给中央办公厅写公函，表明了大系资料性的原则。很快，中央办公厅就回复同意了。

　　1981年鲁迅诞辰100周年时，我负责影印了瞿秋白编选的《鲁迅杂感选集》。这也是丁景唐先生提议的。老丁说，这是三重纪念，一是纪念瞿秋白；二是纪念鲁迅；三是纪念“毛边党”。鲁迅喜欢毛边书，自称“毛边党”，我们这次就做成毛边本。毛边本二三十年代很流行，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公开出版似乎绝迹，有个别作者同编辑商量，也会吩咐印刷厂留个几十本自己赏玩。有意思的是，《鲁迅杂感选集》公开出版后，新华书店发行所给出版社打电话问，怎么是未切边的毛坯书？经过我们解释，他们才向全国发行。

　　丁景唐先生于我是忘年交，是领导亦是老师。1985年，老丁离休了，很少再到出版社来。但他仍然关注新书的出版，经常打电话邀请我到他家里聊天。每次去，老丁总要找几本书或资料出来，写上几句话，签上名送给我。兴致高时，老丁还会搬出一个大樟木箱，说这是他的“百宝箱”。他拿起里面的东西介绍，这是赵丹送他的画，这是钱君匋为他刻的印章，这是谁谁谁送的字，一边笑着一边说着，快乐得像个孩子。这时候，老丁的夫人王老师，往往安静地坐在边上，笑眯眯地望着老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