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东路近福建南路处，一栋新古典主义建筑矗立，6根2层高的方形立柱沿路排列，呈现出历史感。时光倒转近百年，昔日“法大马路”、今日金陵东路279号所在的这栋建筑，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第一个出版发行机构——新青年社总发行所的所在。启蒙马克思主义、传播东方革命理论、传播启蒙知识、启发社会公众意识，它无疑是那段红色时期的先锋之一。

　　与《新青年》渊源

　　根据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资料记载，1920年8月15日《劳动界》周刊创刊号出版，封面上标明：“总经售处上海法租界大自鸣钟对面新青年社”。许多史学界学者认为，这是“新青年社”这一名称第一次与公众见面。

　　位于上海法租界的这个“新青年社”与当时已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新青年》究竟有何渊源？

　　《新青年》杂志由陈独秀创办，创刊初期发行1000本，到北京同人时期，杂志影响力越来越大。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等人直接投身于这场爱国运动之中，动摇了办刊“不谈政治”的初衷，另一方面对主导杂志编辑和出版的群益书社“积怨已久”，认为商人逐利又怕承担风险，关于涨价的分歧、办刊主张的分歧多次激发矛盾，双方终于在《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出版发行工作结束后彻底决裂。

　　此时，陈独秀携刊到上海，拟以“新青年社”的名号酝酿独立招股，承担一系列刊物的编辑和发行。1920年9月1日，筹备一个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出版，原来封面上的“上海群益书社印行”也改为“上海新青年社印行”，并发布《新青年社〈本志特别启事〉》的郑重声明“划清关系”。

　　指导工人运动

　　新青年社正式成立后，改由新青年社发行所自办发行。其间，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李达、袁振英等都曾参加编辑工作，陈独秀皖籍同乡苏新甫挑起业务重任。新青年社除继续出版《新青年》杂志外，还出版了《上海伙友》《劳动界》等刊物，编辑出版了“新青年”丛书《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劳动运动史》《社会主义讨论集》《工团主义》等，并重印《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书籍。

　　《劳动界》是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通俗刊物，每周日出版，每册铜子2枚。在《劳动界》第一册卷首，陈独秀撰写的《两个工人的疑问》普及了劳动是什么、劳动力的概念，更指出了工人的重要性。

　　作为全国商业中心，上海商店店员众多，是劳工的重要组成。新青年社面向店员发行的《上海伙友》1920年10月10日创刊，李汉俊等利用刊物直接向劳工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社会主义运动，甚至具体指导劳工运动。《劳动界》和《上海伙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化形式，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从事工人运动的良好开端。不久，北京与广东的共产主义者也效仿出版相似刊物。

　　奠定组织基础

　　新青年社在上海组建，陈独秀先后吸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李汉俊、李达、陈望道、袁振英、沈雁冰等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他们形成了新青年社上海同人。党的创建工作也悄然开展，以新青年社为核心，同时联络星期评论社、民国日报社、共学社等社团成员，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了，而这也是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前身”，为中共的创建奠定了组织基础。

　　大自鸣钟对面的新青年社总发行所生意很好，一度热闹非凡，青年学生与工人经常光顾，这些群体成为进步杂志引领的两大主要受众群体，而其中的先进分子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初的一批党员。

　　马克思主义思潮经新青年社的传播掀起波澜，却引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镇压和查禁。据《上海革命史资料研究》等记载，1921年2月，《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在上海付排时，法租界巡捕房警探到印刷厂将全部稿件抢走，查封总发行所，还抢去《社会主义史》《自由之路》等许多书籍，且不准经营出售书刊、不准在上海印刷。无奈之下，新青年社搬离上海，迁至广州，设址于昌兴马路26号。同年4月，《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在广州出版发行。这份党的事业没有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