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曲最终要面向大众

　　学术性和普及性，技巧性和可听性，原不该是对立的，然而，在近十几年来的创新作品中，这样的矛盾日益突出，且成为交响新作的通病。许多国际比赛、作曲比赛看重“新意”，新人们又急切要展示高超技术，似乎大家都忽略了，新曲最终也是要面向大众，给大家听的。

　　面对艰深晦涩的编曲，一味提升演奏难度却很少去考量旋律的可听性的作品，陈燮阳总结就是：“怎么难拉怎么写、怎么难懂怎么编。”这类作品往往会让乐队犯难好一阵，想让作曲者改改吧，又容易被质疑“水平不够”。对此，陈燮阳直言不讳：“别说乐队了，就连我，有时候拿到些莫名所以的新作品也不知道该怎么指挥。”他就曾为一部交响作品伤透脑筋，谱子上各种乐器配得花里胡哨，可真演奏起来却如坠云雾，不知所云。他说：“我就不明白，选些虚无缥缈的主题，有何意义？如果连乐队都犯难，这样的交响曲，老百姓怎么听得懂？” 

　　传播广泛才能成经典

　　当然，就交响乐本身的发展，无论是配器探索、演奏技巧，圈里圈外的追求各不相同。为了寻求交响乐能够体现的多样化面貌，作曲家会做出各种未必能够得到普通大众理解的尝试。以著名作曲家朱践耳的作品举例，老先生一生写过包括《第四交响曲》《百年沧桑》等许多管弦乐作品、交响作品或是合唱作品。然而，在交响乐尚不普及的年代，老百姓最熟悉他的作品，依然是创作《唱支山歌给党听》《接过雷锋的枪》的音乐家。

　　伟大的艺术家都懂得多方探索，能够寻求两者之间的最佳平衡点。譬如朱践耳的第一首管弦乐作品《节日序曲》、交响组曲《黔岭素描》就被频繁演绎，流传至今。其实，世界许多作曲家都有能驾驭各种音乐风格、题材的能力，而通常，那些流传最广的作品会成为他的印记。正如作曲家奚其明强调的：“受众广才有传播度，有传播度才能留下来。” 

　　本报记者 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