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年春节将至，在外务工的人多准备回乡与家人团聚，内心充满着喜悦的期待，但不少人同时又害怕还乡，怕的是要付出一笔沉重的“人情消费”，严重的就成了“恐归族”。邻居的一位保姆近来就有着这样的纠结：不回去，感情上失落；回去，钱袋子失落。怎么办？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是可贵的，讲人情、重礼数，是个好传统，适当的“人情消费”，是正常的。我国是礼仪之邦，讲人情、重礼数，是好传统。然而，传统的贺年，多是一种祝颂，一种嘘寒问暖，一种衷心关怀，有些人也互送礼品，也只是人情物化的一种表现，强调的是“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重的是亲“情”友“情”，而不是物质的“礼”。“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南北朝诗人陆凯折梅寄友，成就了一段人情往来的佳话。

　　近些年来，“人情消费”多在物质上攀比，呈越来越高之势。除了过年过节，遇到婚丧嫁娶、入学就职、子女出生、生病住院，只要有个什么由头，亲戚、朋友均要“表示”，且数额越来越大。近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对全国31个省份、273个村庄、3829个农户家庭开展了调查研究，发现一些农村人情消费支出近年来增长甚快，农民陷入种类繁多的人情消费怪圈。调查显示，人情支出在家庭总支出中占比仅次于饮食支出。农户饮食的平均支出为6462.33元，占家庭总支出的19.72%；人情的平均支出为5297.47元，占家庭总支出的16.16%。安徽省阜阳市一农户反映，“现在农村过年办喜事特别多，要是一年没挣到什么钱，都不敢回家过年。”这也就造成了像邻家保姆那样的“恐归族”。

　　“人情消费”的物质化、功利化，使礼品的金钱价格越来越高，相互间情谊却越来越淡，如今不少人送礼，并非真挚感情的体现，或是迫于社会风气，无奈跟进；或是碍于面子，“打肿脸充胖子”；或是拉关系、做交易的一种手段；从而把“礼轻情意重”变成“礼重情意轻”，把“鹅毛”易为“鹅”，把“礼尚往来”换成“礼上往来”，这是对人情交往传统的一种异化。

　　这种情况在城市虽然要好一点，但这种异化了的“人情消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570名大学生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高达55.4%的受访大学生也为人情消费苦恼。城市中的学生尚且如此，成人的这方面“苦恼”当会更重些。

　　人情消费成为“人情债”，“送礼成了灾难”，为了解除百姓这一烦苦，在坚持以反腐之剑斩除“礼贿”的同时，需要大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不断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化俗不易，贵在因民。”在这方面，有些地方发动民众制定文明公约，把反对“天价人情’”、铺张浪费列入其中，既起了约束作用，又为大量苦于“人情债”者解了套，效果甚好，值得借鉴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