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把发火、发脾气叫做“发格”，并认为老实人轻易不“发格”，一旦“发格”，就不得了，不但狂暴至极，而且持续很久。万尼亚舅舅就是这样，他“发”起“格”来居然用猎枪打教授，打他过去无限崇拜、如今却极端憎恨的姐夫——他要消灭这个自己一生中“最凶恶的敌人”。

　　万尼亚舅舅曾连夜为教授誊稿，长期辛苦打理庄园，攒钱供给他的姐夫教授在城里的奢华生活。二十五年后，教授退休，万尼亚舅舅终于明白，原来姐夫教授的学问一钱不值，著作等于一堆废纸，自己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理想幻灭，行动顿时变得毫无意义，更为曾经的巨大付出痛悔不已。更要命的是，万尼亚舅舅一边痛责自己的愚蠢，一边仍幻想着十年前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比如向姐夫教授的学生、现任的妻子、美丽的叶莲娜求婚……这使万尼亚舅舅陷入双倍的痛苦和幻灭中。与万尼亚舅舅相类的人物，还有一个，就是叶莲娜。区别只是，四十七岁的万尼亚舅舅陷入了绝望，二十七岁的叶莲娜太太仍以一贯的浅薄，为了虚荣而苦苦地撑着。要知道作为实用主义者，他们绝不愿为了不可知的理想而放弃哪怕一丁点现实的好处。

　　用行动实现理想，这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理想并非落在自己的身上，而是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于是行动也就不属于自己了。令人遗憾和感伤的是，这恰恰是所有老实人的选择，于是结果就如医生所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当别人无法实现老实人的理想，甚至根本不知觉、不理会、不怜惜老实人为此的付出，那么当老实人一旦发现自己失去得太多太多，除了自责与后悔，更有一种强烈的被骗感。表面是被人骗了，实质是被自己骗了。因此，老实人“发格”的对象看似是别人，实际上正是自己。环顾周围的老实人，笔者很轻易地产生联想。

　　生活的无奈来自人性的弱点。对无奈的展示和对弱点的剖析，是《万尼亚舅舅》这部现实主义经典剧作的永恒的思想价值。

　　从下半场起，舞台上的秋千从两架猛增至几十架，不过它们全无实用价值，只为了与原有的两架秋千以及积尘的钢琴、出水的龙头、堆成小山的原木之类形成虚实对比，使全剧的永恒的思想价值得到丰富和彰显。毫无疑问，这新增的几十架秋千是观念的产物，用的是现代主义手法。然而，这些秋千源自现实生活，又以抽象的形式映射与表现着现实生活。看来，在当代，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早就不分彼此，早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使在翻演这台老牌现实主义名剧时，也不例外。过去把契诃夫定义为纯粹的现实主义作家，很可能带有时代的局限，后来就有评论家认为，契诃夫的创作其实站在了传统现实主义与新兴现代主义的分水岭上。撇开观点争鸣不谈，如今几十架秋千的安排，或许更符合契诃夫的创作特点和思维逻辑，至少是繁复、枯燥和冗长。

　　契诃夫认为，创作应注重生活，“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加上斯坦尼的作用，舞台上已把对生活的叙述推向了极致。或许，在纯粹的现实主义作家和导演看来，表现繁复、枯燥和冗长是必须的，因为高速度、快节奏和短篇幅无法令观众看透生活的真实和人性的本面——就像如今“三分钟之内必须进戏”的电视剧那样。足够的耐心和强大的耐力，正是现实主义割破生活皮相的钝刀，与现代主义那柄只攻一点不及其余的尖锥同样，都能使生活发生升华、进入精神层面。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看似反向而行，却能在顶端相遇、形成一个整圆。换言之，若将现实主义推向极致，便是现代主义的目的，反之亦然。沙彼罗用几十架没有实用价值的秋千告诉观众，好的现实主义与好的现代主义是可以实现无缝对接的。

　　《万尼亚舅舅》早在1930年就曾到过中国，那是辛酉剧社出品、袁牧之主演的，当时剧名为《文舅舅》。那也是中国首次演出契诃夫的剧作。笔者最早观赏中文版《万尼亚舅舅》，是在2014年。笔者越来越强烈地认为，该剧的过去和现在，能帮我们更科学地看待“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深入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根本途径”等真理。创作思维绝不是单向和简单的，而是双向、多向、复杂扭结和循环作用的。艺术既可直接源自生活，也可直接来自观念——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观念。这些观念同样来自生活。

　　万尼亚舅舅开了两枪都没有击中他的姐夫教授，并在众人调解下被迫与他和解。全剧的高潮就这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