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档案内容泄密与涉事者性命悠关，我就会油然想到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人的死，此人就是在道光年间曾任“钦差大臣”的清朝宗室耆英。

　　1858年5月26日，英法联军可以说未遇什么抵抗即进占天津。5月30日，英、法、美、俄四国使节要求清政府派出“全权便宜行事”大臣前往天津谈判，否则就将进军北京。听到英法联军企图进军北京，咸丰皇帝这下急了，他宁愿妥协让步，也要阻止英法联军进军北京。现在他们既然提议谈判，那无论如何要抓住机会。于是咸丰皇帝于6月1日授东阁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便宜行事”大臣，前往天津与各国谈判。桂良、花沙纳领旨走后，经惠亲王绵愉的提醒，咸丰皇帝这才想到了前文渊阁大学士耆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的父亲道光皇帝在英军武力威逼下，曾任命耆英、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出京和英军谈判议和，当时耆英和伊里布由浙入苏，尾追英军，一再照会要求和谈。那种屈就的情景至今想来，仍不免有摇尾乞怜的况味。在那样的境遇下，所谓谈判只能是英军单方面要挟。而当时道光皇帝期盼的“谈判”目的，就是只求英军能“全数退出长江”。1842年8月29日，清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登上泊于南京附近江面的英军旗舰“皋华丽”号，与英国全权代表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1997年收回的我国香港，就是那时候“租”给英国的。

　　这不，继父亲道光皇帝以后，眼见洋人又要进犯北京，咸丰突然想到利用耆英，其用意不外是想凭借耆英当年主持对外事务时，曾与英、法等国结下的“交情”，说不定可以在谈判桌上取得“便宜”。咸丰于6月7日密谕桂良、花沙纳时打的如意算盘：“耆英谅已驰抵天津，即可往见英、佛（法）、米（美）、三国，将所求之事，妥为酌定。如桂良、花沙纳所许，该夷犹未满意，著耆英酌量，再行允准几条。或者该夷因耆英于夷务情形熟悉，可消弭进京之请，则更稳妥。接到此旨，不可先行漏泄。此时桂良作为第一次准驳，留耆英在后，以为完全此事之人。”可见咸丰是把耆英视为“双保险”中的第二道保险。但最后的结果却出乎所有当事人意料：英、法专使根本无意与耆英讲“交情”，他们甚至以耆英没有“便宜行事”的头衔，只是让两个年轻翻译出面接见耆英。致命的是，双方见面时，尽管耆英看到了两个年轻翻译手中拿着一叠什么，但却没有引起他应有的警觉，对此行天津充满信心的耆英哪里知道，英法联军在攻陷广州时，曾劫掠了两广总督衙署的大量档案，其中有些秘密档案的内容就牵涉到耆英。比如通过这些档案，英方早已对耆英当年“阳为柔顺、实欲箝制”的底牌摸得一清二楚。果然，此时有备而来的前者，很适时地“亮”出了这些档案——这对耆英真可谓一剑封喉！但见他面对这些档案，露出一脸惶恐，竟至哑口无言。反观两个年轻翻译，则手持档案，对耆英极尽讥讽嘲骂之能事，让耆英恨不得立刻在地上掘条缝钻进去。遭受此番羞辱，耆英脆弱的神经很快就崩溃了。两天后，他自感不能再呆在天津，便返回了北京。孰料他“擅自回京”无异于“临阵脱逃”，竟因此落下一大罪名。于是，盛怒之下的咸丰皇帝当即令他“自尽”。

　　耆英死了。人们只知道是咸丰皇帝“赐”他“自尽”，却不知道耆英的死，和被英军攻陷广州时掠夺去的档案有关。相信读者读到这里，对于压死耆英的最后那根“稻草”究竟是什么，应该已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