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散文诗词作家、学者、能吏汪懋麟，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临终前口占绝句云：“恶梦虚名久未闲，孤云倦鸟乍还山。半生心事无多字，只在儒臣法吏间。”这首诗道出了汪懋麟短短44年人生的深切感悟。汪是典型的文人为官，他自况“儒臣法吏”。身为“法吏”，汪不是以威权压人，而是以“法”以“理”服人。

　　1672年汪懋麟在中央高层秘书圈任内阁中书舍人期间，湖北道士朱方旦在京城活动频繁，最后终因“挟邪说”左道惑众获罪入狱，后总算侥幸得赦。让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他出狱后竟名声大振。朱借机造势，夸口“古号为圣贤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两眉之间”。闻听此言，汪懋麟坐不住了，提笔写了篇《辩道》。文章指出，“士大夫之从山人游者，崇奉太过，传说不经”；更批评朱“高车轻裘，蔑礼逾制”，“不知恬退保身”。同时不忘善意提醒他，“万一朝廷赫然震怒，问以术士妄言祸福之罪，山人其安逃耶？绳以惑世诬民之法，山人其何说耶？”

　　不久汪任职刑部（相当于今司法部）主事。当时京城有个姓武的小贩驾着一辆马车到南花园贩米，当天夜里投宿在一个名叫董之贵的人家里。哪知董见财起意，于夜半杀死武。杀武后，他将武的尸体扔上武的马车，然后鞭打了一下马，马车很快就消失在黎明前的黑夜中。说来也巧，这天凌晨武父有事出门，在路上蓦地发现儿子尸体，那显然是被马车颠落的，但马车却无踪影。悲痛万分的武父当即循着蛛丝马迹一路寻找过去，最后终于在一户姓刘的家门口发现了儿子的马车，于是便向地方官状告刘某杀人越货。尽管刘某再三辩解，案情还是在地方官的酷刑下被坐实。此案上报至刑部，汪一看即摇头道：“杀人而置其车马于门，非理也。”接下来他亲历亲为，牵来武某马车，任其自行。结果马车就径直冲进董家，起获米囊等赃物，一起谋财害命案真相随之浮出水面，“懋麟收之贵，讯鞫得实，置于法”。汪在查实另一起命案并逮捕罪犯时，有人称奉亲王命前来说情，说涉案者是王府轿夫，希望汪能放过他。汪严正拒绝道，我身为刑官，更应守法。一语把说情者挡了回去。

　　汪在履职时“听断矜慎，虽强御不顾也”的坚持，终于无可避免地招来了一些人的忌恨。1684年秋，“忽有以蜚语陷（汪懋麟）君者”。致使汪获“不安分，生事”罪遭革职，还险些被流放到边陲宁古塔。人生遭此挫折，汪不由怅然慨叹“此生未历荣华梦，一辈空余患难身”。这年9月，汪孑然一身离开京城，其行状一如他诗中自况的：“独驱羸马出，懒别故人行。秋气飘零状，浮云聚散情。廿年尘土梦，才听晓鸡鸣。”似乎堪称迷惘的过去，在廿年过后总算清醒了。回到故乡扬州，汪开始倾心读书治学，“昼治经，夜读史，日有程课，将锐志著述，成一家之书”。归园田居后，汪又去田数十亩建十二砚斋，顿见“旧时修竹重新绿，此后疏帘分外凉”。扬州西北乡蜀冈有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构筑的平山堂，汪以前曾为修复平山堂捐过资，如今有暇更不时游览平山堂。同行友朋常见他伫立于此，默然有所思。但他不语，也就没人知道，那一刻他究竟在作何想。不过吟诵他临终前留下的“半生心事无多字，只在儒臣法吏间”的诗句，或可让人从中领悟到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