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个世纪前，东新路还没有五层楼以上的建筑，陕北中学因此显得很是气派；后来被称为上海“最牛中学”校长的唐盛昌，还是这里的一名普通数学教师；我们的班主任李道桐，刚刚踌躇满志地走出南京大学校门；而我们这一拨，正是求知欲望分外旺盛的稚童少年。

　　多年以后，当一群已经成为爷爷奶奶的我们，在上海中学小礼堂和当年的老师们相约，举行七二届师生联谊时，回眸往事，感慨无限，师生们再一次集体跨入遥远的中学校园。

　　两幢赭色的教学大楼，大楼一侧是宽广的田径场，教学楼后面是竖有六对篮架的球场，球场旁是远近唯一的一方泳池……学校大门左侧，搭有长长的一排大字报栏，我们入校时“文革”已经过了最初的喧闹，报栏于是演变为学校的宣传教育阵地，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学校的自媒体和公众号。

　　报栏用手写毛笔字编排，负责编辑的高锦明老师很有功底，带领学生深耕细作，半月一期，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文章以楷书抄就，颜柳欧赵，多有模仿；标题字更是五彩缤纷，楷隶魏宋，相得益彰。在那缺书少报的年代里，这里是我们课外的大餐，知识的盛宴。每当更换报栏，一些同学就早早站在那里，翘首以待，先睹为快。同学们以自己的习作能够刊登于此为荣，老师们也积极参与其中，“文革”前便有作品见诸报刊、名声在外的更是当仁不让，谢则林老师文字清亮的小说，陈雪良老师逻辑谨细的评论，都让我们在那里读上半天，细细品味……

　　学业三年，籍甚无竟。上世纪末，易名为晋元中学的母校迁往新址，我们去了，在陌生的校园里游荡，空气中没有了当年的青春滋长的亲切。母校校园在东新路上消失了，却一直矗立在我们脑海里。从青葱岁月，到花甲年华，校园里的老师们，也没有从我们视线中消失过，或者在报刊上读他们的作品，或者从新闻中看他们的身影，感觉我们一次次地在聆听老师，如闻謦欬。

　　在我们做学生时，唐盛昌是老师，当我们退休了，唐老师依然活跃在教育岗位上。围绕他有无数的荣誉光环。当年，他埋首于卷帙浩繁的书籍中，历史书籍、哲学经典、文学名著；他从一间堆满红卫兵“收缴”物品的仓库里，寻觅到了原版英文碟盘，如获至宝，反复听读，终于成就了他站在哈佛大学教育学院、肯尼迪学院讲台上，用流利纯正的美式英语做学术报告。数十年来，他苦苦探索，以“聚焦志趣、激发潜能”为突破口，开创了创新人才的早期培育新路。媒体评论，他将育人与办学做到了极致。

　　当年李道桐老师，略卷的黑发，挺拔的鼻梁，冷峻的目光，走路步幅很大，上身却纹丝不动，放在今天，就是一尊“男神”。他有一手漂亮遒劲的板书，语文课上纵横捭阖，恣意挥发，在那个知识荒芜的时代，给了我们启蒙式的灌输教育。我们去黄渡“学农”，他带了一本《李白与杜甫》放在枕旁，李老师评论道，郭沫若在他心中的位置，由此第一次产生了动摇。他退休后继续在外面上课，前些年一只眼睛患青光眼，完全失明，另一只眼睛也视力模糊，不得不停歇下来。即便这样，他皓首穷经，一部四十万字的《智品》已经完稿。

　　礼堂的背景大幕上，投射一排“怀其源，念吾师”红色大字，老校长唐光棋携老师们，接过我们用康乃馨、剑兰和郁金香组合的花束。弹得一手好钢琴的唐盛昌老师，埋首在一架三角钢琴，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的音符，带着勇气、信心和力量，声声叩击着人们的心弦……在我们同学之中，也有了教授，有了作家，有了报刊编辑，有了高级工程师等等。这些对于改革开放后的一代来说，或许无足挂齿，但对于那时无法走进高中和大学的我们，从车间、田野、军营和柜台等社会底层一路走来，却是风雨晨昏，甘苦自知。

　　“读书肝胆尚轮囷，蠹简堆中著此身”。两鬓染霜的我们，当年能遇见这样一群优秀的老师，是何其幸运；值得我们收藏一辈子的地标记忆很多，但最让同学们引以为傲的，还是东新路上曾经的那一座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