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是我的同事，前不久退休了。转眼几个月没见，很是想念。前几日，因为有事要问，就打了电话问候，闲聊。我问老兄最近忙什么?他说，前些日子回了趟山西，妹妹的女儿结婚。我说，娘亲舅大，你就这么一个外甥女，怎么也得好好表示一下。老王说，那是自然。更主要的是，要好好陪陪八十多岁的老母亲。
说来老王是个传奇人物。他十七岁就从省城自愿到山西吕梁山区插队，为的是体验生活搞创作。两年后他光荣参军入伍。由于爱好写诗写新闻报道，很快就被部队首长看中而提干，调到团政治处任新闻干事。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老王除了写文章，还开始迷上了摄影。他拍的各种照片，不断发表在军内外报刊上，俨然成为军中摄影家。后来，他被《解放军画报》看中，调去成了军事记者。他下部队，到海岛，走边防，在中越边境前线担任过战地记者。
老王在部队立过三个三等功。八十年代末，他转业到了我所在的报社。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澳大利亚大使馆驻华使馆文化参赞，那个参赞是个汉学家，某一天在《北京晚报》上读到著名诗人臧克家给老王的诗集撰写的序言，很是喜欢，就此对老王刮目相看。这次偶遇，让参赞甚为惊喜，几番交流，他和老王成了朋友。后来，他向老王发出邀请，希望老王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澳大利亚，连拍带写，向中国读者介绍澳大利亚。
老王把这个邀请告诉了妻子，当时同为军人的妻子承担着重要工作，孩子还在上幼儿园，当听到老王要出国的消息，其心情是复杂的。但是，一向通情达理的妻子，在一番思想斗争后，最终还是支持老王走出去。但是，当老王把这个想法告诉远在深圳的父母时，二老选择了沉默。老王父亲的哥哥出身黄埔军校，1949年前夕去了台湾，至今未曾谋面。现在，刚刚联系上的哥俩还没有见面。眼下，儿子又要远走他乡，虽然是暂时性的，可谁能保证就一定能按时回来呢?老王不敢跟母亲说可能要出去三年五载的，他只是说至多一年半载。母亲听后没说啥，只是默默地把平生最拿手的饭菜做给儿子吃。
老王赴澳大利亚一去就是十年。十年间，他不但写了好几本关于澳大利亚的书，也周游了世界二十几个国家。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老王回国，又回到报社上班，和我做了同事。我问他在外边跑惯了，回到体制内能坐得住吗?老王说，他是军人出身，做任何事情都有顽强的意志，只要是他想干的。
老王骨子里终究还是文人。他喜欢写诗写纪实文学，也喜欢摄影，还喜欢聊天。每天，只要我们几个聚在办公室里，就会不断传出笑声。某一天，老王上班有点闷闷不乐，细问，才知他老父亲生病了。老王说，他父亲是湖南土家族，自幼参加革命，最后到山西军工企业做高级工程师。老人一辈子不容易，苦日子好日子都赶上了，如今最希望能到台湾和哥哥见上一面。可是，这个愿望很难实现了。不久，老王的父亲去世了。老王跟我们都没有说。半年后，他带着父亲的嘱托去了台湾，和伯父一家见了面。我一直期待老王把那次的历史性会面写成文章，发在我主编的版面上。可老王迟迟没有动笔，我似乎觉得他有难言之隐。老王不说，我也不好去问。
去年，我母亲突然去世，对我打击很大。我跟老王聊天时说，你人到六十，老妈还身体硬朗，你多幸福啊!老王说，回想起来，自己少小离家，成天忙这忙那，在母亲身边尽孝的机会真是少的可怜。多亏有他妹妹的精心照顾。我说，明年你退休了，就回太原陪老太太住吧。老王说，他早就是这么想的。
今年，老王退休了。有好几个单位争相聘请他，老王都婉拒了。他说他只想过自由的日子。老王也没有回太原和母亲一起住。长期以来，母亲和女儿一家居住，已经成为习惯。如果打破了这种习惯，也未必是好事。老王只可多回去几次。他说，母亲过去一直不爱多说话，最近以来话明显比过去多了，甚至爱抢答了，生怕别人把她忘记似的。
老王告诉我，外甥女结婚那天，老妈异常兴奋。只要家里来了客人，不管认识不认识，她都要往人家手里塞红包，说些忆旧怀旧“不结合当天主题”的话。看着母亲有点迷糊又有几分可笑的样子，老王的妹妹很着急，便让老王想办法把老太太支开。老王想了想，就以让老人接受采访为由，把老人家接到隔壁的宾馆，租了一间客房。按照电视采访的架势，将照相机、摄相机架好，老王手握麦克风对着老太太，他一连让老妈回答十个问题。结果，老太太很兴奋，不断抢答各种问题，从出生的那个大家族往事，讲到她北上从医后研制出专治军工烧伤特制膏药，再一直讲到退休后到深圳陪老头发挥余热的“夕阳红岁月”，真可谓滔滔不绝，声情并茂。
看着老妈的表情，老王很开心地笑了。当采访进行了大半天，老王最后让老太太进行总结发言时，他本以为老太太会重新开讲车轱辘话，想不到老太太说道:天快黑了，不管在哪儿都要记住，睡觉时要关好门窗，把窗帘拉严，煤气开关要拧死。
老王的话，让我也不由得想到我的母亲。我至今清晰地记得，每次我回家，晚上睡觉前，她总是拖着她疼痛的双腿，将屋子所有的门窗都关好，然后慢慢地将窗帘拉严，好像窗外边真的有什么小鬼似的。
这就是我们的母亲，永远为儿女操心受累的母亲啊!
